小额信贷的未来

鲍勃·安尼巴莱的“角落办公室”(corner office)坐落于伦敦少数几栋真正摩天大楼中的一栋，可谓高高在上。在这里，从一个窗口可以俯瞰泰晤士河与千年穹顶，从另一个窗口可以俯瞰格林尼治公园和皇家天文台。这是一处令人羡慕的所在，乃是花旗集团的高级债券风险经理所享受的待遇。但是，这也是安尼巴莱3年前弃之而去的工作，现在，他是花旗集团的“小额信贷全球主管”。

小额信贷是一种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和储蓄存款账户的系统，它似乎不太可能引起花旗集团的注意，而且多少有点讽刺意味。正是因为银行对于为穷人服务不感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小额信贷的先驱者们才发现了一个有待填补的市场空白。

最著名的小额信贷机构Grameen银行于1976年出现在孟加拉。在此之前，一位年轻的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发现，从事手工艺制作的妇女们面对购买原材料的高成本借款感到非常吃力。乡村里的放债人收取高达每天10%的利息。以这样的利率水平，一分钱的债务在短短一年内就会膨胀到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规模。

所有的人都是企业家

尤努斯开始放贷了。在一开始，他对42个家庭各发放不到1美元的贷款，结果发现，穷人有能力把钱用来投资，使自己摆脱贫困，并以近乎完美的信用来偿还贷款。“所有的人都是企业家。”他宣称。

从星星之火开始，一场全球性的运动发展起来了。如今未偿还贷款总额可能有250亿美元，各类小额信贷机构约有1.25亿至1.5亿客户。它得到了联合国以及诺贝尔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前者宣布2005年为“国际小额信贷年”，后者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尤努斯和Grameen银行。

现在，跨国银行终于将小额信贷视为一个盈利机会了。“同事问我是否是放弃了商业角色。”2005年成为花旗集团第一位小额贷款总负责人的安尼巴莱说。 “我会说，不，我是在开始一个新的商业角色。”他计划通过向小额贷款放贷人提供技术、咨询和投资银行服务来为花旗集团赚钱。迄今为止，他的部门仍未受到今年市场动荡的影响。

花旗集团等公司并不是介入小额贷款的唯一商业类成员——这个领域曾一度属于纯粹的慈善事业。红杉资本——曾经投资谷歌、苹果和思科公司的风险投资公司——在大型印度银行SKS Microfinance投资了1100万美元的股份。Helios Capital等私人股本集团也有类似行动。eBay的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2005年向塔夫茨大学捐赠1亿美元并约定，这笔捐款用来建立一个基金，该基金只能通过投资小额信贷来寻求回报。该基金负责人特赖凡·埃文斯最近预计，到今年年底这笔资金将全部投资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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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迅速失去纯真的行业

最令人惊讶和有争议的是，通过极其成功的首次公开募股，那些小额信贷机构已从慈善机构转变为营利性企业。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墨西哥的Compartamos公司（意为“让我们共享”），该公司利用一笔600万美元的投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将自己发展成一个10亿美元级的公司，并且在迅速扩张的同时向借款人收取很高的利率。曾经属于理想主义运动的事业如今成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一个正在迅速失去纯真的行业。

小额贷款的商业化在盈利鼓吹者和传统人士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前者的代表有Compartamos的创始人卡洛斯·丹尼尔和卡洛斯·拉巴尔特，后者的代表则是穆罕默德·尤努斯。尤努斯认为，Compartamos等小额贷款放贷人和他在1976年想要取代的放债人并无区别。在上述两派之间是占大多数的小额信贷从业人员，这些人渴望获得资本和商业知识，但担心竞争性市场力量可能无法帮助最贫穷的人。

商业化是一个让人摆脱贫困的巨大机会。尽管面临信用危机，我们大多数人仍然有能力存钱、借钱应急或购买资产、周转资金以及为自己购买保险，我们将这种能力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全世界有数十亿人缺乏这些基本的、改善生活的服务。当今的小额贷款行业仅为这其中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提供服务。很少有人相信，在仅凭自身发展，不采取更为商业化的模式情况下，小额信贷行业会足够快速地增长。

穷人是潜在的储蓄者

商业化将不仅仅能提供丰富的外国资金来源——尽管这很有可能——而且来自商业机构的专业知识或许能让小额贷款放贷机构除了简单的贷款之外还提供其他服务。如果贷款人可以吸收存款，他们就会很容易地为贷款资金筹资：许多穷人都是潜在的储蓄者，他们缺乏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放钱。但是，正如信贷危机已经表明的那样，吸收存款是一项困难的业务，即便是在富裕国家中也需要行政监管。因此，对于吸收存款的银行来说，商业性的专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如今也是一个危险时刻。小额信贷是一种利用市场力量来为穷人提供基本金融服务的方式，但许多小额信贷机构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利用捐赠资金或再投资的利润，再加上他们深入偏远村庄的分支机构，他们提供获得补贴的教育、医疗和商业建议。这里面存在着这样一种风险，即商业逻辑有可能因为让捐助者反感，或侵犯最佳客户的权利而威胁到这些受补贴服务。此外，也有这样的风险，那就是竞争失效使穷人支付较高而不是较低的利率。

在现代小额信贷出现的500多年以前，意大利佩鲁贾的方济各会修道士发展了他们的社会融资方法。他们会在危急时刻借钱给穷人，作为担保，他们将持有借钱者的一些重要物品，并收取保管费用，以支付其运营成本。这种做法得到了罗马教皇的赞同并得到广泛仿效。僧侣称这种基金为“慈善基金”。今天，我们会称之为当铺。

其盈利的程度丰厚

Boulder小额信贷学会的拉里·里德讲述的这则警示故事引发了一场社会运动，相关各方在如何应对小额信贷的商业化问题上产生了尖锐分歧。

Compartamos去年4月份的首次公开募股触发了这场争论。Compartamos于1990年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成立，但10年后转变成一个营利性公司，投资者包括“行动国际”(Acción International)和国际金融公司(IFC)。前者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提供部分资金，后者是世界银行下属的私营部门贷款机构。 （披露：我过去曾为国际金融公司工作）。

许多小额信贷行动都有一个营利架构，尤努斯的Grameen银行也是如此，而Compartamos不寻常的地方在于其盈利的丰厚程度。1998年和2000年间，其初始投资大约为600万美元，到了2007年它公开发行上市的时候，其总价值已经达到约15亿美元。这一估值的依据是其业务快速增长和高利率的做法。至于利率究竟有多高则并不太清楚——不光彩的是，小额贷款机构很少公布这类信息。但依附于世界银行的小额信贷独立智囊机构“扶贫小组”(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估计，Compartamos收取的年利率不止100%，而且还是税后的。

放债人的目标

这看起来似乎就是高利贷，但却并不是那么回事。大多数小额贷款机构征收的利率会让信用卡公司都自愧不如——年率往往超过30%——因为小额、短期贷款的成本极其高昂：一笔50美元的贷款，借出的年利率超过50%，偿还期4个月，其产生的利息不到5美元。相比于贷款机构的经营费用，这个收费不算太高。然而，Compartamos的经营利润极其丰厚，完全可以在不影响扩张的前提下降低利率。但它选择了不这么做。

尤努斯对此的反应几乎赶上了教皇的“逐出教会令”。他发表声明说，Compartamos的公开招股令他“震惊不已”。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放的一个纪录片中，他描述了他对小额信贷包含利润动机的态度。“你们（以利润为重点的小额信贷从业人员）站在了放债人一方。由于你们的目标就是放债人的目标，你们的想法就是放债人的想法，所以我不想与你们为伍，我要与你们斗争。”

Compartamos本身对这个问题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最终在公开招股一年多后作出了反应，对其动机、信仰和使命进行了辩护。战斗的语言已经界定：都围绕着“使命感和动机”、“他们和我们”、“善与恶”这样的词汇展开。“尤努斯担心的是，他创下的传统——甚至还有小额信贷这个字眼——正在被歪曲、盗用。”纽约大学的一位小额信贷专家乔纳森·莫多克(Jonathan Morduch)说，“但其他人并不在意，也不应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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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天生是神圣的

典当业并非天生就是罪孽深重的，小额贷款也并非天生就是神圣的。它对客户产生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惭愧的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其效果怎样。目前只有两个规范的、有关小额信贷的成本效益分析，但对于小额信贷是否给捐赠款带来了收益（考虑到补贴因素），两个分析的结论出现了分歧。

对于没有人认真研究到底怎样才有效的现象，耶鲁大学的小额信贷经济学家迪安·卡兰感到沮丧。他还认为，尤努斯关于“放债人想法”的评论是无益的。 “我不在乎银行为何去做它们正在做的事情。”他说，“如果你想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但你做的事却不这样，那不是好事。如果你试图谋利，不关心人民，但不管怎样却使他们日子更好过了，那这就是好事。”

那么，你能通过给人们提供年利率百分之百的贷款来使他们摆脱贫困吗？卡兰正与达特茅斯学院的乔纳森·辛曼合作，进行为数不多的几项研究之一，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个不同寻常的试验

在2004年秋的南非，卡兰和辛曼说服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消费金融公司——我们称之为“ZaFinCo”——参加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试验。一般来说， ZaFinCo几乎一半的借款人都会因为信用风险而被拒绝贷款申请。但在两个月中，ZaFinCo的信贷员被要求找出边际申请人——那些差一点就通过信贷审查的申请人。从这个近似客户群体中，计算机选出了其中将近一半，然后要求各分支机构的经理重新考虑他们的申请，多少给他们提供一些贷款。

这一程序效仿新药测试的方式，采用了随机试验。这些试验是评估的黄金标准：毕竟，在借款人与非借款人之间进行更典型的、非随机性比较的话，将无法判断借款人之所以表现良好乃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贷款，还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属于有信心、愿意冒险、创业型的人。

卡兰和辛曼想知道增大获得信贷的机会可能创造怎样的价值。ZaFinCo不是一家天真的社会福利型企业，而是一家铁石心肠、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它对4个月期的贷款收取11.75%的月息，折合年率为200%，远远超过一般判断下Compartamos的利率标准。

尽管利率很高，但结果却很惊人。“我们本预计会看到一些好的和一些不好的效果。”卡兰解释说，他在试验参与者提出首次贷款申请的6至12个月后与他们进行了沟通。“但我们基本上只看到了好的效果。”

一个明智的投资？

最引人注目的是，试验“处理过的”这些借款人——也就是电脑要求给予第二次贷款机会的那些人——比试验对照组更容易保住他们的工作。他们也更有可能不下降到贫困线以下，也不太可能挨饿。所有这些结果记录之时，贷款都已经发放并且（通常）也已偿还，因此，此一试验衡量的不是一种临时性的借钱消费问题。

这似乎有点难以理解。年利率200%的贷款怎么会帮助人们远离贫困呢？一个答案是，大多数拿不到200%贷款的人将能够从非正式放债人那里获得300%、500%或1000%的贷款。更重要的是，这些贷款不是被用来开办企业的，而是用来帮助人们保持他们已经拥有的工作。如果一件漂亮的新衬衫或家庭轻便摩托车的零件是留住工作的必备之选，那么谁还会说，昂贵的贷款不是一个明智的投资？

卡兰自己首先警告说，不要从一次单一试验中推断太多结论。“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将用来制定政策的最后一个结论。”他警告说，“你得重复多次试验。”

麻烦的是，重复试验至今仍未出现。对所有乐观看待小额信贷的人来说，我们对于小额信贷发生作用的时间和方式的不了解程度是惊人的。（ZaFinCo的试验只会鼓励乐观主义者的态度。）

妇女对贷款利用得最好

这一点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在于非商业型小额信贷项目往往依赖于捐赠者的补贴。而虽然小额信贷在经济发展专家眼中具有良好的声誉，但这并不意味着肯定能获得这些补贴。不是每个人都深信，来自捐赠者的资金最好用来资助贷款而不是直接用来建一所小学等。更可信的评估将有助于保护应该得到保护的方案。

目前，有关小额信贷的坚定信念已经动摇了。“小组责任制度”——即一组借款人相互担保彼此的贷款——仍被很多人认为是Grameen银行低违约率背后的原因。但卡兰和世界银行的一名经济学家泽维尔·金在菲律宾进行的一项随机试验发现，“小组责任制度”阻止了新客户的加入，同时也未提高还款率。Grameen本身也在前一段时间悄悄放弃了这一做法。

另一个有关小额信贷的不可冒犯的说法是，妇女对贷款利用得最好。Grameen银行说，其借款人中97%是妇女。但包括世界银行的大卫·麦肯锡在内的一个研究小组在斯里兰卡进行的另一个随机试验发现，男性借款人似乎获得了高得多的资金回报。和ZaFinCo研究一样，这只是在一个国家进行的一个试验。然而，它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鉴于在究竟什么样的项目真正有效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此之少，捐助者为小额信贷项目提供资金的行动还能持续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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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的麻烦

许多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依赖于捐助者的补贴来支付运营费用、降低利率或提供一系列的并行方案，通过乡村银行来运作，但也有一些机构使用来自最好客户的利润来交叉补贴其他业务。这些平行的方案的规模可能非常巨大。BRAC是孟加拉国的一个小额信贷机构，常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它提供初级教育、流动图书馆、法律援助和医疗服务，所有服务的规模都很惊人。但面对商业竞争，这种方案的未来会怎样呢？交叉补贴在竞争型市场上也很少能持续下去：有商业头脑的银行将只会以更优惠的利率吸引最好的客户，这些客户往往借款金额最大，并且信用记录最好。银行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麻烦的是，世界不能单靠商业运作来维持，因为它忽略了太多人。 ZaFinCo的客户是商业银行的理想客户：他们是城市居民，因此接触成本低廉；他们足够穷，所以需要贷款，但数量足够丰富，因此让贷款因规模大而有利可图。在埃塞俄比亚或苏丹的某位农民则完全不符合这些条件：他生活在偏远之地，接触成本高昂；他太穷了，他只能承受小额贷款。他被困在一个荒芜的经济生态系统中，没有那种ZaFinCo式贷款可以帮助保持的工作，也没有任何商业前景。仅仅一笔贷款不会让他鲤鱼跳龙门，进入企业家行列。然后还有贫民、残疾人、老人和孤儿。这些人不能偿还那种利率覆盖掉成本的贷款。他们需要大额补贴或直接捐款。“所有的人都是企业家。”穆罕默德·尤努斯说。要是真那样就好了。

竞争才是最有效的

至少，商业化似乎可以帮助那些可以按照商业方式来得到服务的借款人。毕竟，如果200%年利率的贷款可帮助中等贫困的客户，那么只要市场扩大，很多事情就肯定都能行得通。可悲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ZaFinCo的研究并不是表明200%的贷款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好处，而只是表明它们对申请该种贷款的人带来了好处而已。换句话说，ZaFinCo的借款人知道什么对他们有好处。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利率较低的贷款才有帮助。当然，竞争应使这些利率水平下降，Compartamos最有力的辩解之一就是，它的成功已经吸引了竞争对手，正产生上述效果。相比于良好的意愿，健康的竞争才是消费者利益更好的保护者。

透明度是一个麻烦。当客户知道他们付出什么得到什么时，竞争才是最有效的，这也是过去40年中在美国银行被要求以一个标准格式披露其利率的原因。没有几家小额信贷机构也这么做，这一现象实在令人费解。“一个借款人在比较街道两边两个机构的贷款时，但她却无法知道哪个更廉价。”非营利性组织“小额贷款透明度”的创始人查克·沃特菲尔德抱怨说，“你也不能，没有人能。”

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收取“统一利率”，这意味着借款人支付按照初始贷款金额计算的利息，而不是按照随贷款逐步偿还而减少的余额来计算的利息。这种表面上很小的调整却几乎让实际利率翻倍。还有其他一些做法，其中每一项都提高了实际利率并混淆了人们的视线。

商业化的真正意义

这一切都不一定意味着贷款价格过高了，但缺乏一个标准化的报告借贷成本的格式本身却是应予纠正的。这使借贷者很难比较不同放款人的产品，因此成了竞争的障碍。没有有效竞争的商业化帮不了任何人。

无论如何，将可持续、尽可能多地提供廉价贷款视为唯一目标的想法都是有误导作用的。这可能是源自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印象，后者总是强调“小额贷款”(microcredit)，而不是“小额金融(microfinance)”。但需要金融的地方远比需要贷款的地方多：即使是Grameen银行现在也已经改变纯粹提供小额贷款的做法，转而提供更广泛的金融服务。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想想你所享受的金融服务吧。贷款肯定是有益的，但也许对你来说更有价值的是存钱养老的能力。支票账户极大地降低了使用现金来支付各种账单的风险和麻烦。其次还有保险。事实上，如果你没有能力储蓄或为自己购买保险，那你将不得不依赖贷款来应急。

“有许多证据表明，穷人宁可存钱来积少成多，也不愿借入一大笔钱然后慢慢去还。”CGAP小额金融智库负责人伊丽莎白·菲尔德解释说，“但是，你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存钱场所的唯一方式就是：你拥有健全的、获政府授权的管理良好的机构。这就是商业化的真正意义。”

贫穷国家都是储蓄国

随着小额信贷机构开办存款业务，其中涉及的风险变得更高，挑战也更为复杂。各国政府几乎总是对接受存款机构强加各种严苛的规定，这是可以理解的——想想吧，如果秘鲁或巴基斯坦或尼日利亚的小额金融银行经理决定利用他的客户的存款来为他的退休生活提供资金，那会出现怎样的情景？然而，各国政府，特别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政府，却并不擅长制定出轻度干涉的监管政策，让雏鸟一般的小额金融银行业展翅高飞。

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考虑持怀疑态度的监管机构、艰难的营商环境和微小的交易量）如果小额信贷机构能够找到一种方法，为非常贫穷的人提供储蓄账户，它们将不再需要大量的外国资本，但那正是人们认为商业化能提供的东西。大多数贫困家庭都是储户，或希望成为储户。许多贫穷国家都是储蓄国。要筹集小额贷款需要的资金，需要的就是一个为穷人服务的、成功的存款银行。

我们必须希望，未来的小额信贷，将让穷人也能享受我们身边的金融服务。对最贫穷的人来说，补贴仍是必要的，而且业界已经找不出借口来解释为何严谨的试验仍然如此罕见。但是，尤努斯和其他先行者已经表明，商业机构可以对许多穷人提供有利可图的服务。

要让这一构想成为更广泛的现实，那需要我们少一些相互指责，多去思考一下竞争是如何真正起作用的。小额信贷业的问题正变得更像零售银行业在发达市场面临的问题：批发资本进入、保护消费者、保护存款、让竞争为客户服务。全球信贷危机提醒我们，这些不是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们是成功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