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的机遇与挑战

银行只为相对富裕人群服务的理念受到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曼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挑战。他于30多年前所创办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就是家专门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这位孟加拉银行家已向世界证明，即便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向穷人或其他创业者提供小额贷款依然有利可图。

 

3月11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法国达能集团（Danone Group）和格莱珉银行宣布，将联合成立“达能小额信贷基金”。该基金是自去年放松管制后发展起来的又一家新成立的小额信贷机构。

 

农村金融问题被列上中国政府的重点议程不足为奇。中国13亿人口中有近70%都是农民，并且城乡贫富差距还在不断加大。去年十月，在由中共最高领导人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将农村改革发展作为主要议题。紧接着，中国最高金融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PBOC）和银监会（CBRC）发布指导意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意见中提出要大力推广农户小额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并指出“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扩大有效担保品范围……提高农村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探索发行涉农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方面的紧要性，以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NDB）原副行长刘克崮表示，“这不仅仅是在为贫困群体服务。”直至去年底，他一直负责该行中小企业小额贷款业务。并参加了今年3月初于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代表大会。他向当地媒体指出，“在中国，有75%的就业机会来自于中小企业，后者已成为国内经济中发展最活跃的部分。小额信贷在缓解中国就业压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格莱珉银行平均贷款金额为10-18美元，与之相比，中国的小额信贷额度不是很小。在过去3年里，国家开发银行共发放了46亿元人民币（约6.76亿美元）用于小额信贷，平均单笔贷款金额为7.6万元人民币（约1.1万美元）。

 

然而，小额信贷确实已在中国扎根，并经历了一段发展时期。早在十年前，中国农村地区根基最深、金融服务网点最多的农村信用合作社（RCC）就已开始提供小额信贷业务，至2007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的总贷款额已达3.2万亿人民币（约4710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在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农村金融报告中称，全国所有农村信用社向农户提供的小额贷款达3000多亿人民币（约440亿美元），几乎占全部贷款总额的10%。

 

回首2003年，当时的萧山农村合作信用社开始着手其体制改革，并于当年末正式成立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简称“萧银”）。萧银位于中国沿海富省浙江的萧山区，吴伟军是该行的信贷员。他描述了萧山农村合作银行随后的发展历程。至2008年底，该行共有400亿元存款（约58.8亿美元），总贷款金额为232亿元（约34亿美元），向农户发放贷款38.5亿元（约5.7亿美元）。其中，有6.6亿元（约9700万美元）属于小额信贷（个人贷款额度在10万元以下）。“我们银行每年都盈利。”吴说，“我们是当地政府的第二大纳税户。”

 

小额信贷机构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对农村个人借贷者进行信贷风险评估。这些借贷人的信息都过于简单，而信贷机构要依靠自身力量收集资料将会面临困难。不过吴指出，农村信用社在当地经营了20多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来处理农村家庭及个人的信用风险问题。村镇政府也会帮助收集资料与信息供信贷机构评判。

 

在萧银，单笔贷款不足5万元（约7300美元）的，由信贷员自己承担风险。贷款额在5万至50万元（约7300-7.3万美元）之间的，需要提供担保、或联保或资产抵押。随后信贷员将对贷款申请人进行背景调查，实地考察申请人的人品和信誉。当一切都确认无误，同时已明确贷款使用目的并找到恰当的担保人后，信贷手续将在2周内办妥并发放贷款。吴伟军说，“拥有良好还贷记录的借贷人只需几天时间就可获得新的贷款。”

 

通常，小额信贷期限在一年以内，萧银的小额贷款利率比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上浮不超过10%。他表示，“小额信贷的不良贷款率（NPL）要略高于整体水平。”

 

 

按照格莱珉银行的标准，萧山农村合作银行的单笔小额贷款金额也许显得非常巨大，但在中国其他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贷款金额则少很多，比如几百元的贷款也比较常见。在江苏省通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TZRCC）担任管理工作的曹凤林谈到，通州农信社的小额贷款中，包含有提供给农民的约500-600元（约80美元）的贷款，帮助他们购买种子与化肥。

 

即便如此，农民也得找一到两名邻居作担保人。曹提到，“目前，我们有大约117亿元（约17亿美元）存款和80亿元（约11亿美元）贷款。其中，有近1亿元（约1470万美元）是向当地农户提供的小额贷款。”对于无抵押小额贷款，信用联社收取的利率比同期贷款基准利率高出20-30%。“我们肯定会继续为当地农民提供小额信贷服务。”曹说，“这不仅仅是政策要求，同时也是我们银行在地区发展中的战略定位。”

 

农村金融服务领域的竞争正变得开始激烈，萧银的吴伟军说到，“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在农村地区开设了支行。但他们并不从事小额信贷业务，因为这对他们而言规模太小，成本太高了。在针对农民的小额信贷服务上，我们拥有90%的市场。”但是他也指出，四大商业银行由于在全国拥有广泛营业网络的有利优势，他们的农村支行吸收了大量存款，并能提供更丰富多样的金融服务。村镇里的年轻人更易被大银行的创新消费产品吸引，如信用卡或网上银行业务等。吴说，“在小额信贷业务方面，中国农业银行（ABC）是个有力的竞争对手。”

 

 

农业银行是中国最后一家没有上市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但其改制上市的计划也已进入实质性阶段。据人民银行统计，到2008年6月底，农业银行的各项涉农贷款余额达1.36万亿人民币（约2000亿美元）。同时，中央政府也于去年打消了人们对于农业银行是否会将服务重心从农村人口转移出去的疑虑。有关部门明确表态，农业银行将继续关注农村居民和农业生产领域。

 

发展小额信贷业务的机构还包括村镇银行、村镇信用合作组织和新成立的小额信贷公司等。

 

 

经过前三年的尝试与探索，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于2008年5月发布了小额信贷公司试点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旨在对日渐兴盛的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根据新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可正式设立小额信贷公司。小额信贷公司可以放贷，但不能接受存款储蓄，并且贷款利率只能在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和4倍之间浮动。利率一旦超过所规定的4倍上限，就被视为高利贷。

 

然而，大部分民间借贷金额远不如想象中那般“微小”。“平均贷款金额将近百万。”北京《21世纪经济报道》 的金融记者王镇江表示。今年1月和2月，他对内蒙古几家新成立的小额信贷公司进行了调查。“在我所到访过的小额信贷公司中，为农户提供的贷款占比不到20%。”王说，“大部分贷款都是借给没有资产可供抵押的养殖户和小企业主。”王表示，他们主要还是为那些贫困人口中条件相对较好、有潜力发展的群体服务。

 

决策者的想法与当前小额信贷公司发展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矛盾。去年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焦瑾璞在进行了实地调研后指出，一些小额信贷公司希望以后能够获得进入银行业的牌照。焦瑾璞认为这偏离了发展小额信贷业务的初衷。在公布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到经营良好的小额信贷公司将有机会在未来获得银行牌照，但在公司治理方面会有一定限制和要求。

 

之前提到的“达能小额信贷基金”正是日渐壮大的外资小额信贷公司中的一员。竞争变得愈加激烈，据王镇江观察，正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和银行开始在不太富裕的人群中开拓业务。王说，在内蒙古，来自德国、外蒙及其他国家的外资小额信贷公司也开始进驻当地市场。

 

 

在浙江省省会城市杭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PSBC）浙江省分行上塘路直属分行行长管大庆正在刚整修一新的办公室里会见客户。这家支行在几周前才开始正式营业。

 

2007年初，邮政储蓄银行从中国邮政系统脱离出来正式成立，并于去年开始在各省市层面开展业务。因其在各县乡共有超过10000个营业网点，占其营业网络的73%以上，邮政储蓄银行被认为在中国农村地区拥有最广泛的业务网络。此外，它“只存不贷”的经营模式已成历史。现在，邮政储蓄银行作为正式的银行，正快速步入商业金融领域。

 

 “农户和小企业主都是我们的客户。”管行长表示。联保贷款或个人信用信贷可申请1000元（约147美元）到10万元（约15000美元）的贷款，有资产抵押的贷款额度可达到50万元（约73500美元）。上塘支行由于其所在位置的限制，其小额信贷业务主要面向城市里的小企业主和周边的农户。“是的，这类贷款的成本很高，对于小额借贷人需要付出更多精力。但我们一定要推行这项服务，不仅因为小额信贷是国家政策要求，还因为它确实有利润空间。”与农村信用社不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小额信用类贷款上的利率可在15%以上。

 

管行长解释说，另外一个促使邮政储蓄银行关注小额信贷业务的原因在于其定位策略。由于大客户已被其他商业银行拉走，因此，新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必须在城乡地区开辟出自己的市场。比如，目前该支行正与杭州近郊的笕桥镇人民政府合作，开展向当地农户和小制造业主提供小额信贷的服务。

 

邮政储蓄银行的小额信用类贷款上限为10万元人民币（约1.5万美元），管表示，在杭州这样中国沿海富省首府的地区，这一贷款限额有些不够。“一个个体经营者一次就可能需要10万元以上的资金来进货。”

 

 

当前的金融危机使得风险控制在金融业中愈显重要。对于尤努斯而言，刚开始是由他自己承担风险的。在几年前《晚间商业报道》（Nightly Business Report）组织的一次访谈中，尤努斯谈到，“我去银行请他们向穷人放贷。但银行大都拒绝了，他们不相信我的提议。他们告诉我银行不能借钱给穷人，因为这些人是不值得信任的。此后我就和银行系统展开了一系列争论。6个月后，我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申请担保贷款才最终解决了问题。我向银行提出，‘我来签署贷款协议并承担风险，你们来提供贷款。’然后我拿到钱并分给了当地的穷人。幸运的是，这些人后来都还了钱。银行本来说我将再也收不回借款，最终还得自己掏腰包还贷。我告诉他们‘我对此一无所知，让我试试吧。’我尝试了，并发现这是可行的。”

 

与银行做交易需要先落实各种形式的担保。虽然联保贷款是一大创新，但要付诸实践还是需要许多努力。上塘路邮政储蓄支行的管行长谈到，“事先有很多功课要做，因为你需要3对夫妇（6个人）（根据邮政储蓄银行规定）在一起相互担保，然后6个人同时到场才能签字成交。”

 

在曹凤林所工作的通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担保人的要求相对比较灵活，“但你还是得找个经济条件较好的街坊邻居做担保人。”曹说。他还表示，与前几年相比，现在银行对风险控制已经越来越重视，对贷款的管理也越来越严格。

 

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是担保人。中国最南部的海南省琼中县推出的小额贷款服务，被认为是过去两年间农村信用社与当地政府和农户成功合作的典范模式之一。

 

为支持农户开展养殖和特殊种植等活动，当地县政府成立了县小额信贷担保公司，并在财产保险公司办理了保险。小额贷款由县担保公司提供连带担保，另外需5人以上的农户联保即可。当地县政府还从财政支农资金中拿出100万元，对于提前还贷的农户给予100%贴息，对按期还贷的给予80%贴息。琼中县还建立了小额贷款服务网络，对贷款农户进行跟踪服务，提供全程帮助和督导。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肖四如表示，为保证农户小额信贷业务的商业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并完善农村信用制度，包括评估、管理和发展等方面。肖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改善农村地区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环境。

 

在贷款利率问题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君提出，应对小额信贷公司放松利率限制。他问道，“如果客户愿意接受更高的利率，而银行也清楚要承担的风险，为何不能将贷款利率定在基准利率4倍以上呢？”

 

此外，肖四如和国家开发银行的刘克崮都建议国家对农村小额信贷机构提供财政和货币支持。刘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3月初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对小额信贷机构免税的提案。

 

然而，正如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的肖四如所承认的，在农村信贷问题上，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银行机构与以高成本、高风险为特点的小额信贷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格莱珉银行更注重借贷人的未来，而不是过去。如果借贷人无法还款，我们不会生气或是惩罚他们，而是要帮助他们找出解决办法。”尤努斯在3月初中国之行中的一次访谈中谈到，“我们的银行是为穷人服务的。”同时他呼吁中国的小额信贷公司在寻求更大发展之前，应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