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佩蒂斯：重估人民币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贬值的讨论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尽管一些政府官员公开呼吁人民币汇率稳定，然而在中国国内，一些著名的政策评论员和经济学家均主张人民币贬值，且贬值程度应大于1.5%，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中国的制造商们在全球出口市场中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这种观点是错的。尽管也许人民币贬值会在短期内让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变得更有竞争力，但是人民币的贬值至少会引发三个严重问题。

首先，中国出口放缓并不是由于国内生产成本增加造成的，而是由全球需求萎缩导致的。随着其它国家进口的进一步萎缩，像中国这样出口过剩产能的国家不得不减少出口，这是一个必然的数学推理。

事实上，中国出口的萎缩程度比绝大多数亚洲出口国要小得多。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获得了大幅增长。这意味着在全球需求收缩的大形势下，中国比其它亚洲出口国所遭受的平均损失要小。尽管其它亚洲国家已经贬值了本国的货币，他们仍然在相对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个事实令“中国的出口优势正在逐步丧失”的论点站不住脚。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随着全球需求萎缩，中国向这个艰难的国际市场输出过剩产能所做出的任何尝试都将迫使其贸易伙伴在更大的程度上压缩产量。中国政府曾经表示，中国能为这场全球危机做贡献的最好方式就是刺激需求。世界需要从中国获得的并不是需求总量的增长，而是净需求量的增长，即需求总量减去生产总量，衡量指标是贸易顺差(负净需求)的规模或者赤字(正净需求)的规模。

中国的贸易顺差，换言之，是中国向全球输出过剩产能的反映。一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令人惊讶的390亿美元，这创下了该国贸易顺差第二高的历史纪录。在此之前，中国已经连续六个月实现破纪录的月贸易顺差了。这意味着中国事实上已经减少了对全球净需求的贡献，导致全球失衡对其它国家造成了更加恶劣的影响。随着全球需求在未来的两年中进一步收缩，中国贸易顺差的任何一点增长都令世界其它国家生产商不得不削减生产，解雇工人，其程度要远大于全球需求收缩呈现的数据。

这几乎必然引发人们对中国采取不正当竞争的广泛批评。现在，中国已经与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它亚洲国家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贸易争端，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其它国家也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这个时候，人为制造更多的保护主义显然不合时宜。对人民币贬值，无论贬值程度多么细微，都会被视为中国对《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回答。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该法案确立了美国的高关税，引发了其它贸易伙伴的同等做法。由于扰乱了国际贸易秩序，该法案变得臭名昭著。而中国的行为很可能引发国际贸易摩擦的升级。

二十世纪的整个二十年代，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家，然而讽刺的是，该国后来却成为了全球贸易萎缩最大的受害者，《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正起到了推动作用。在需求萎缩的大环境下，正是那些拥有过剩产能的国家—贸易顺差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中更容易受到伤害。现在中国在全球的出口大国地位较当年的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很可能在贸易战中受到巨大伤害。

第三，中国的经济必须从严重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向侧重国内市场转型。这个过程是无比艰难的。现在贬值人民币意味着没有充分把握住正在发生的变化，很有可能推动经济向错误的方向发展—即通过强调出口行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来进一步束缚已经非常低迷的国内市场。从依赖出口到依赖国内消费的艰难转型是不可回避的，推迟这一进程只会加重转型的难度。

这看似违反直觉，中国实际上应该继续对人民币重新估值，但是在此之前，作为人民币汇率的交换条件，中国和美国、欧洲必须达成一个明确的协议，并且制定一些刺激净需求增长的有效措施，中国出口商品的流入国才能继续保持对中国出口商品保证开放的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过剩产能输出国，中国在全球需求崩溃的大环境下，无法避免艰难的转型过程。中国和海外国家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必须在未来的数年中尽量放慢调整的速度，其方式是通过磋商确保全球贸易失衡程度逐渐有序扭转。这需要合作，而不是人民币贬值。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