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箍咒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3月25日中国工商银行的2008年业绩发布会上，这家一贯严肃的国有商业银行为在场的参会者们罕见地设计了一场“猜猜谁来作客”的游戏。

发布会甫一开始，在香港会场的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就表示将会有一位神秘嘉宾到场，而当高盛副董事长麦克·埃文斯出现在会场时，参会者中立刻发出了一片惊叹。“我到这里来是宣布：高盛决定将所持有的工行股份的80%增加锁定期至2010年4月，并重申与工行的合作关系。”埃文斯随后表示，截至目前，高盛没有和任何投资者就有关股权问题进行接触，也没有就股权出售方式和时间形成任何决定。

自从去年底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票对海外战略投资者的禁售期届满后，这无疑是在诸多拥有中资银行股份的海外金融机构中最高调也是最隆重的声明方式。事实上，就在高盛表明态度的一周之前，财政部刚刚出台了一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在这份即将于5月1日生效的文件中规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价格不应低于市价，且必须在规定的交易平台如证券交易所进行，年累计转让超过5%须经过财政部门审批。

对于多家拥有中资银行股份的西方金融机构来说，这仅仅是即将到来的新限制之一，在财政部的政策公布后，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便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此后中国金融机构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应将持股锁定期由3年延长至5年。对于一贯重视中国市场的高盛来说，这一切使得其此时的高调行为并不难理解。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一可能涉及到总计40万亿国有金融资产的新办法现在似乎不是出台类似严格措施的最佳时机：中国银行业的第三梯队——城市商业银行正在排队吸引战略投资者并完成改革和上市，而那些陷入困境的海外投资者则仍然急需现金以换回生存的机会。

解禁

仅仅在三年之前，海外投资者还是诸多中国银行眼中的亲密伙伴。当时，中国银行业刚刚从历史坏账的包袱中摆脱出来，如何在资本市场获得国内和境外的投资者信任，是横亘在这些银行面前的最大问题。引进国外的成熟并具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便成了最佳选择：除了能够借此树立投资者信心以外，中国的银行机构还可以从海外战略投资者处学习到更多技术、流程、产品等各个方面的知识。

然而随后几年的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最初设想得那么美妙。“几年下来我们发现，所谓的中外技术合作基本都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环球企业家》说。在他看来，众多合作项目中，只有建行和美银、汇丰和交行尚有可圈可点之处，而RBS和中行的合作则相当不成功。从实质上看，中国的银行业仍然是靠着中国高速经济发展中的信贷扩张、以及国家的资金注入改善盈利能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几乎成为每一次外资银行增持或出售时都要争论的议题。而在信贷危机的冲击下，RBS、瑞银、美国银行等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所购入的股份陆续解禁后纷纷出售股票套现的行为则更促使决策者开始收拢当初的宽松政策。

“现在中国的金融机构整体水平比以前好了，将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门槛设得高一些，期限长一些，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是件好事。”郭田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设置更高的门槛有助于真正甄别出那些战略投资者，而不是让财务投资者也打着这个旗号混进来。

不过在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看来，这个办法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约束意义。“工行、中行和建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都是在香港市场购入的H股，财政部的新管理办法对这些H股没有约束力。”谢国忠对《环球企业家》说。而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也表示，这正是新管理办法最大的疑问之处。尽管到目前为止，财政部金融司并没有对此给出回应，但如果新规定只适用于中国境内，那么新的转让管理办法的管辖范围和影响力显然将大大小于市场此前的预期。

实际上，受此政策影响最深的可能是中国那些正在积极加快自身改制、希望完成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券商和基金公司等其它金融机构。其中最大的便是在年初刚刚完成股改挂牌的农业银行，毕竟对于多数投资者来说，即使是好年景时，5年的锁定期也过长了，何况是在西方金融机构纷纷收紧现金袋的低迷时期。

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农业银行，中小型的城市商业银行也会受到这一政策的直接影响。尽管其中的先行者如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等已经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完成上市，但是在它们后面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本希望在2007年上半年赴香港上市的重庆银行便是一例，由于股权出售失败等多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之后，2007年下半年委任高盛高华为上市保荐人，开始筹划A股上市。但这一新的管理办法付诸实施后，必将加大重庆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困难。

此外，有业内人士认为，新的管理办法对于工行、中行和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及其战略投资者仍然会有间接的影响。不过显然，对于高盛等更希望在中国市场谋求深远发展的海外金融机构来说，这也成为了一个示好的绝佳机会—在工行业绩发布会上，高盛副董事长麦克·埃文斯屡次强调目前并没有考虑其余20%股份如何处理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