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放任“优先采购中国货”的思维蔓延,则会让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效果会适得其反
杨福:“优先采购国货”辨析
包括发改委、工信部在内的中国九部委近日联合发文,要求在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招标中优先采购国货。这在中国的西方贸易伙伴中引起强烈反弹,他们指责称,中国在要求西方国家对其敞开大门的同时,自己却在制造新的贸易保护壁垒。对此,发改委与商务部在6月底发表联合声明称,中国政府一贯致力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始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至此,风波似告一段落。但对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如何规避贸易保护主义陷阱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中国应该从此风波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要对其贸易伙伴发出清晰一致的信号,维护自己公平竞争者的形象。早在今年两会期间,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宣称,贸易保护主义为全世界所不齿,中国不搞贸易保护主义,且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他谴责某些国家只买本国货的行为,称这是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被认可。在此前,他更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贸易保护主义无法拯救全球经济。
这种清晰立场不久即因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被否而变得模糊起来。与年初美国国会试图在经济救助方案中加入“只买美国货”的做法一样,现在如放任“优先采购中国货”的思维蔓延,则会让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效果会适得其反。
“优先采购国货”对自由市场和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原理的挑战显而易见。从逻辑上来讲,这会减少竞争,并导致更高的价格,有损生产资源在全球的有效配置。但这样的纯粹理论批判无助于解释全球贸易的复杂现实。“优先采购国货”有其生存土壤—WTO的框架本身即为各国在提高保护主义程度的同时而又不公开违反WTO协议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各国都可以在不违反WTO规定的情况下提高关税,而WTO并没有规定政府刺激计划要向所有竞标者开放,即便签署对外国公司开放政府采购协议的国家也会采取例外措施。随着全球经济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滑坡,各国政府都转向刺激支出以提振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也随之加剧。G20国家首脑在去年11月举行峰会时誓言开放市场反对保护主义,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那时到今年4月初G20峰会之间,G20国家有17个成员共采取了47项贸易限制措施。
这为“优先采购国货”的支持者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他们声称,在眼下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背后都有使用国货的逻辑,各个行业都在排队呼吁本国政府的保护。但这样的论调忽视了此轮经济危机与过去30年来历次经济危机的一个重大区别: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危机,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都不能幸免。这使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有实力可以不对其它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采取报复措施。在全球消费者需求和企业投资都在下滑之际,“优先采购国货”只会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根据WTO的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可能会下降9%,为1982年以来首次下降。值得警示的是美国在80年前的贸易保护做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面对大萧条的苦痛,美国的保守主义立法者占了上风,通过了一个美国前所未见的高关税法案,结果导致了一场国际贸易大战以及国际贸易的灾难性崩溃。
的确,现今的全球贸易体系已很难爆发1930年代那样的全面贸易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供应链的演进已让各个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高关税壁垒这样过于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很难不伤害自己的生产商。这迫使现代贸易保护主义去寻找更精进更丰富的壁垒手段:诸如收紧市场准入、对进口设限、反倾销诉讼、对陷入困境的行业予以补贴以及在经济刺激方案中对政府采购设定歧视性条款。但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强调产品的国别属性而非质量、服务以及综合性价比,面临着巨大的界定难题,对拥有众多合资企业并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像奔驰和宝马这样的西方豪华汽车制造商在国内都有合资企业生产轿车,其品牌归外方所有,经营收益则由中外合资方共享,它的产品到底是国货还是舶来品?事实上,奔驰和宝马的产品已进入政府的公务车采购清单就是对“优先采购国货”倡议的一个巨大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