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巴西

当2003年，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成为巴西新一任总统时，这个国家正陷入因债务过重而濒于“破产”的困境中，并几乎要从金砖四国（BRIC）中被除名。当时，“我们要么接受全球化经济的无情要求，要么注定陷入致命的孤立。”卢拉在今年3月撰文回忆说，“在过去的6年内，我们打破了那些鬼话。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增长，同时享受到了经济稳定。”

有着肖恩·康纳利式的白胡子的卢拉有理由这样说。当许多国家正陷入7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中时，巴西最后一个被拖入，但却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走出短暂衰退的国家。许多分析师相信，尽管今年巴西GDP增长将萎缩0.8%，但有望在明年恢复到3.5%至4%的增长水平。

忘掉1980年代拉美危机以来那个负债累累、官僚腐败的巴西吧，通过重整金融机构，巴西的公共债务从2003年占GDP的55%下降到了35%；通胀率也从6年前的12%下降到4.5%，出口以每年20%的速度在稳健增长。“巴西的经济从未像今天这样，身处一个如此稳定的增长环境。”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周志伟告诉《环球企业家》。

6月10日，巴西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至9.25%，这是自1960年代以来，巴西央行的基准利率第一次下调至个位数。央行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巴西从股票市值到新增信贷，均恢复到接近去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巴西经济今年第一季度的表现也高于预期，GDP环比仅下降0.8%。

在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如何从沉重危机中焕然新生方面，巴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数年中，得益于农产品、石油和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巴西积聚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从而成为净债权国。与中国和印度相比，巴西所达到的自由市场经济阶段更为成熟。另外，除了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巴西几乎没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敌人。

在许多初始条件方面，巴西与中国的情形并不相同。不过，值得中国深思的是，巴西在较低的储蓄率和FDI（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上取得的发展成果，其对外经济依存度也不高：对美国的出口量仅占GDP的2.5%，相比之下，墨西哥达到了25%。巴西刺激国内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社会福利计划，包括每月为1100万家庭提供每户最多57美元的补贴。菲亚特公司驻拉美总裁贝里尼(Cledorvino Belini)说，这些计划促进了从下而上的经济变革的发生；人们买更多的面包，面包房买了电视，而卖电视的人买了皮卡，如此形成一个消费链条。繁荣的国内经济已经在巴西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中产阶层和众多超级富豪，此前长期存在的贫富差距也已大大缩小。

现在，卢拉终于可以调侃那些巴西原本仰仗的西方发达国家了。“这场（金融）危机是由那些蓝眼睛、白皮肤人的不理智行为所酿造的—他们之前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现在，他们看起来却什么都不懂。”在今年3月伦敦G20峰会前夕，他在与英国首相布朗的一次会见中说，“巴西不是这场危机的制造者，而且它有能力帮助解决问题。”

70年河东

在70年前经历过经济大萧条阵痛的巴西，比任何人都了解，一个弱势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体，是无法避免被卷入世界经济坍塌并承担所有苦果的命运的。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发生之时，巴西只是一个依附于西方工业体系的“热带种植园”：它依赖于欧洲经济，没有国内需求市场，没有独立的经济体系，更谈不上自主的工业和金融体系。然而，作为发达国家工业附属的原料基地，一旦所依附的经济体产生问题，传导效应是瞬间的。

1929年，纽约股票交易厅的崩溃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落在小水塘一样砸在了巴西身上：巴西赖以出口的主要产品—咖啡的价格直线下降，销售量剧减。直到危机过后15年，巴西咖啡的生产能力才恢复到原来的一半。

那次世界经济大萧条成为了巴西经济的转折点。国际初级商品价格急剧下降，巴西的外汇流入立即减少，而同时期进口却没有减少，这是因为，巴西的进口商品主要为制成品，价格下跌的传导有个时滞。更重要的是，彼时的巴西进口大部分被英国公司所控制，它们通过流动基金向巴西人提供进口贷款。当巴西初级产品外部需求萎缩时，靠繁荣时期销售而获得的流动基金并没有减少对巴西的进口支持。国际收支不平衡、财政赤字等一系列后来一直困扰巴西经济的货币病一一出现，巴西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此后，无论是有意识的推动内向型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瓦加斯总统、1960年代的军政府，还是1990年代的卡多佐，都未曾逃脱被同样的经济痼疾所缠绕的命运。

而今，面对经济危机，巴西中央银行采取了强硬的货币政策，将实际利率保持在了较高的水平，有效避免了经济过热和信贷规模过大的问题。今年4月底，巴西央行将利率从11.25% 削减至10.25%，这为进一步削减利率，刺激经济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预测今年下半年将突破3万亿，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信贷规模扩大，将使得美联储不得不疲于应对美元进一步贬值，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胀压力。

与此同时，巴西希望在它已经做得很好的方面继续做得更好。在奥巴马大力推动绿色能源革命之时，巴西在能源的自给自足上，已经走在了很多国家的前面。在《京都议定书》等国际环保机制的推动下，乙醇酒精作为一种产业化的生物燃料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巴西是目前全球乙醇燃料技术最先进、生产量最大的国家之一，2008年燃料乙醇产量达到250亿升，出口50亿升。2007年发现的TUPI海上巨型油田，将更进一步帮助巴西摆脱长久以来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在此前一次与美国前任总统布什的会晤中，卢拉雄心勃勃地对对方说，“我们可以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

巴西的能源野心不止于此。卢拉一直在寻求建立乙醇燃料的全球生产标准，以期标准化生产的乙醇成为全球性商品。巴西的乙醇燃料生产目前占到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这意味着巴西在提升了自己在铁矿石、蔗糖、大豆等一长串国际大宗商品的话语权后，将有可能再一次获得乙醇燃料商品的国际定价权。巴西逐渐在从一个“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

一直以来，卢拉毫不掩饰对自己领导的巴西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具决定性的声音”的渴望：早在2003年，正值WTO坎昆会议的最后准备阶段，在巴西的倡导下，21个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G20集团；2005年，巴西与日本、德国、印度一起组成“四国集团”，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旨在扩大安理会的框架决议案。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的身影、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平衡和多元化的出口结构以及能源政策，都使得巴西处在近30年来的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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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革命

“这场危机的出现，就像给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将我们唤醒。”卢拉说，“这让我充满了战斗的热情，我想要和危机战斗。”这样的激烈言辞，不仅让人们想起了卢拉的工会出身。身为左翼的劳工党领袖，从一开始，他就被西方世界贴上了“左派”的标签。

然而，“卢拉是一个左派吗？”前任总统卡多佐曾经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事实上，他不是。”卢拉继承了卡多佐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私有化、从紧的财政政策、甚至是最初继续了与IMF的贷款协议。事实上，也正因为卢拉延续了卡多佐的经济政策，才得以在其任期内，重新树立了华尔街和国际金融机构对巴西经济的信心。历经大刀阔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革，卢拉领导巴西经济实现了10年来最快的增长。

然而，在继承卡多佐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同时，卢拉也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困扰着历届巴西总统的一个问题：巴西，作为曾经依附于西方工业世界的从属经济，一直以来都未曾摆脱的痼疾—对外资的过分依赖。而且，这一问题，在前任卡多佐“私有化”以及“雷亚尔计划”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下，被再次放大。

在1995年至2003年长达8年的任期中，卡多佐和围绕在其周围的经济学界精英们认为：稳定经济的关键在于通过大力削减通胀，创造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巴西投资；而与此同时，只有外资的大量流入才能为国内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健全基础。

在过去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巴西这个国家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一直在逐渐增加。虽然在基本建设和鼓励实现工业化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国有化活动，但从库比契克（1956-1961年担任巴西总统）一直到卡多佐，他们无一例外地依靠了市场自由主义—包括商品的自由进口、吸引外资，以及为之进出巴西提供方便等类似的措施。然而，问题在于：进入巴西的外资大多数是以贷款的形式，国家与私人的外债持续增加。这一现象在卡多佐任期内，可谓达到了顶峰：外资不断进入，赤字却不曾减少，国内债务一度高达900%。

2005年，卢拉上台两年之际，巴西经济获得了全方位的增长：这包括创历史纪录的外贸顺差和国际收支水平，逐步走低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得到较大改善的债务结构。不同于卡多佐，此时的卢拉有了足够的底气与IMF叫板，试图摆脱“华盛顿共识”一直以来禁锢在巴西身上的枷锁。

作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工人总统，卢拉在上任伊始就对“野蛮资本主义”、“国际奸商”以及“国内投机分子”进行过猛烈谴责。2005年3月8日，时任巴西中央银行行长的恩里克宣布巴西不再同IMF续签本该于3月31日到期的417.5亿美元的贷款；2005年12月，巴西向IMF提前还清了2007年到期的约156亿美元贷款。巴西媒体称，巴西“决定扔掉拐杖，用自己的双腿走路”。

“解除与IMF的贷款协议是巴西在实现经济自主发展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周志伟认为。2008年初，由于出口的增加和外汇收入创纪录，巴西的国际储备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外债。500年来，巴西首次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若以净出口所占GDP比重来计算一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2008年巴西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仅为2.94%，相比之下，中国过去3年的对外依存水平，接近平均7.3%。

“巴西是一片未来之土，它也将永远处于未来。”长眠于巴西大地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如此预言着巴西的未来。真会是这样吗？如何从这场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并真正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这将是卢拉和他领导的巴西，目前面临的最大考验。

不过，与此同时，巴西与中国、印度（除了今次“掉队”的俄罗斯）在全球衰退大潮中的抗跌表现，也使得去年以来的“脱钩论”再次甚嚣尘上。尽管受到经济危机的波及，金砖四国能否成为最早摆脱泥淖，恢复强劲增长的先例？在今年6月16日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的首次“四国峰会”上，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四国领导人承诺要彼此加强合作，更多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并争取最早实现经济复苏。5月时，已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与巴西达成了100亿美元的“贷款换石油”协议。

在7年前创造“金砖四国（BRIC）”一词的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回忆说，高盛董事长兼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曾经和他开玩笑说，应该称这四个国家为“婴儿床（CRIB）”。“我从来没想到这个称谓，那样一来就隐含着这些国家都只是些娃娃而已。”奥尼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