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管的中国经验

到2006年初之前，几乎在每个会议上，我都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为我的“中国银行体系不会濒临崩溃从而结束中国经济的奇迹”这一观点而辩护。外界的主要看法是，中国国家推动的金融机制为国有工业企业提供大量廉价的贷款，但不重视效率或资产回报，将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大量的不良贷款的堆积，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为了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增长，中国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西方银行体系及资本市场的资产配置机制。

彼时，我们认为西方的金融体制确实更先进，但是其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实际的经济情况并无关系。高效的资产配置对于处于技术前沿的结构性增长为2%至3%的成熟经济体至关重要。但在人口红利、高储蓄率、城市化和技术迅速发展共同作用而创造一个结构性增长为8%的发展中国家，它的作用就小多了。在后一种经济中，迫切的需求包括建立基础设施并发展各个为企业家及就业创造机会的行业。如果基础设施及工业是依靠银行体系中过低的，且会造成内在亏损的资本来获得资金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些损失都会通过经济的高增长率得到补偿。这一过程会在很长时间内持续，只要政策制定者确定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投资应有助于长期生产力增长，而不是寡头租金或者裙带资本家。

2.  最低资本配置效率不再恶化，最好还能不断改善。

3.  当结构性经济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下降到4%至5%的时候有一个适当的贷款补助机制的退出战略。

如今，我们发现现代西方金融系统在世界历史中承担了大多数巨额资产的错误配置，其中的理由是：一些所谓的“效率”只是海市蜃楼，隐藏了大量金融公司以及他们过高收入的雇员的寻租。

这也指出了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英美经济体中，金融业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创造源，在中国，金融体系被看作真实经济的供给。如果金融体系是一种供给，那它就可以非常合理地压制其自身的利润以帮助实体经济中企业增加利润。由此产生的金融部门收入的减少实际上降低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为过度的冒险得到了控制—只要以上三个条件得到满足。

作为银监会2003年成立以来即在任的主席，温文尔雅的刘明康先生在6月举行的国际金融协会（IIF）会议上的讲话提示我们还有一个能够对中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相对乐观的原因：比起西方同行，中国的管理者似乎更了解自己在做什么。

通常情况下，西方监管体系希望通过对银行模式的监督和巴塞尔II资本充足体系而让银行实现自我修正。但刘明康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老式银行监管工具的持续价值，包括坚持诸如保守的贷款不应超过存款75%的上限，单一资本充足率(在西方，这一比例是可以被风险加权资本比率的结构化所打破的)等，并给予具体的公司及部门以“窗口指导”。尽管年轻人也许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及其它工业化国家直到1980年代银行管理的必备工具。

对此，刘明康做出了非常有力的总结：“巴塞尔协议是有问题的；传统的比率依然有用。小的才是美的，就像老也是美的一样。”

这种监管政策的结果展示在了中国的银行业体系中，大银行的杠杆比率在8至9倍，而小银行最高也不超过12倍。中国银行里当然有很多隐藏的垃圾，而且新的垃圾还在通过政府经济刺激计划下快速增长的贷款被不断制造出来。中国银行的利润将会在未来几年由于次级贷款的压力而减少。但是有力的资产负债表及在刘明康管理下合理的规则框架表明，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依旧很低。

刘明康提出了几个西方国家政府应该听从的管理新方案的建议：货币政策必须既考虑到资产价格，又考虑到消费价格指数；资本市场不应该成为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传统的审慎比率应该用于适当补充资本充足率；监管者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现有模式进行判断并酌情修改监管方法。

这些建议与一个轻度监管系统非常吻合—能够开启创新和真正获得效率的更为先进的金融体系。这些归结为一句话：市场意识形态不应被允许凌驾于常识之上，而且监管者应该努力记住银行基本的供给作用，并应严肃质疑将金融机构当作独立的价值创造源的观点。

（作者为北京经济咨询公司龙洲经讯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