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有别

经济危机让许多神话破灭，其中之一就是“脱钩论”。中国在这次危机中所受影响之大显而易见，GDP增速的下降并不是最主要的，失业和中小企业因为与出口相关受到的冲击更严重。经常被拿来与中国做比较的印度在危机中也受到影响，但主要是金融业和城市中的地产业，就业受到的冲击很小。今年我在印度被告知危机对就业造成的威胁只有50至100万，相比印度人口和中国的失业情况，这个数字小得惊人。

大部分时候受到赞扬的都是中国，因为有漂亮的数字，但我认为印度的发展后劲和质量都胜于中国—2003年时印度的GDP增速只有4%至5%，现在却已经接近中国速度了。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印度GDP增长主要由内需拉动，消费在GDP中占到55%至60%，而中国家庭消费在GDP中只占30%至35%。印度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与GDP增速接近，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与印度相仿，但GDP增长更快。居民收入和消费相对于GDP增速放缓意味着中国生产大于消费，需要依赖外需，所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美国经济和外部市场，在这次危机中所受影响也更大。

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引人注目不同，印度经济的微观层面从1980年代开始显现活力，本土企业不依赖外资也做得很好。印度25%左右的总体储蓄率远低于中国40%以上的储蓄率，这意味着它的银行系统在GDP中占比比中国小得多，但印度小型企业和私营企业获得贷款的几率比拥有庞大银行体系并将大量贷款投向国有企业的中国大得多。印度的证券市场也比中国发达、完善，虽然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保证杜绝萨蒂扬(Satyam)这样的丑闻，但关键在于改正错误的速度。

印度的软件外包和更高级的服务业都发展得很快，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占比很大（虽然出口额与中国相去甚远），相比之下，中国出口的大部分高科技产品实际上只是在国内加工组装的“三来一补”。印度之所以比中国对经济危机敏感度低的另一原因在于，印度出口的很多是公司日常运转的必需品，比如银行用的软件，同时危机促使欧美公司压缩成本、增强信息化，这些都是印度的机会。

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在去年曾说过：“我们绝不能浪费一次严重的危机。”美国在大萧条和此次危机后都改革了经济体系，现在正在加强金融系统监管、改革医疗体制、发展新技术；印度国大党在危机后的选举中获得近20年来的最高支持、占据议会多数，能更好地实施经济改革；但中国没有借机好好反思自己经济体制和结构上的问题，更多是在讥讽美国。这次危机最大的影响是在意识形态上：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失败的，国家控制经济才是好的。很多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这其实很危险，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中最成功的部分就是19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私有企业及方向性的民主。

实际上，中国要素禀赋非常好，尤其是在平均国民素质和教育比印度强很多，这是经济发展的很大优势，但中国的经济体系存在很多问题。我不担心中国经济发展会落后于印度，但其波动性值得忧虑，未来一两年内中国经济体系出现银行业呆坏账和产能过剩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中央政府经济刺激方案和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额分别是4万亿和7万亿，巨大而粗放的贷款方式很可能造成新一轮大规模不良资产。在分配这些资金时，央企和国企过于强势，私营企业获得资源太少，它们在今年前几个月获得贷款绝对值甚至在下降。从促进就业的角度考虑，长期来看也更应该将资金投向私营企业。

另一个问题在于经济刺激方案的对投资的侧重。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是这样做的，但那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所以可以接受。我认为当年中国政府的许多决策都是错误的，包括消费在内的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就是从那时开始下降的，但至少当时成本没有如今这么高。现在，如果美国不恢复过去的消费习惯和水平，投资增加的产能面临着如何消化的问题。美国政府确实开出了巨额赤字，但美国家庭开始储蓄了，最终决定美国消费和赤字水平的不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家庭。美国外贸逆差已经缩小了很多，他们对进口的依赖在减少，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因为他们要解决自己的高失业率问题。中国过去一年的经济刺激方案都是以美国消费将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为假设前提，而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将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更严重。相比之下，印度就没有这种危险，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动力和经济刺激方案侧重的都是消费。

中国政府本来可以利用这次危机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从而拉动内需，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远远不够，我认为大幅提高最低生活标准和退休养老金等都能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推行的农村普惠式养老和医疗改革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最终由谁埋单是个关键问题。如果政府通过税收等转移支付手段将成本转移到拥有高额利润的国有垄断企业身上可以，但如果归根结底还是由普通人支付，则无法起到平衡经济和拉动内需的作用。

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必须意识到看似已经复苏的经济还很脆弱，只要利率上升一点，资金成本很低的投资项目就受不了，会大面积出现问题。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都不可能永远扩张，我相信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银根就会收紧。中国多年来的宏观调控都是微调，没有对整体体制和结构的反思，今年出现的或者埋下的问题可以责怪引起危机的美国，但明年和以后呢？

中国本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减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痛苦，因为有美国等众多国家的前车之鉴，但对GDP增速的过分重视掩盖了很多问题。很多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在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的巴西也发生过——GDP快速增长、出口和外资激增、银行中的储蓄很多来自政府和企业而非家庭、贫富不公、拆迁、强迫工业化、政治集权，当时的巴西也被视为奇迹，但在20年之后的1980年代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高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中国改革开放也已经30年，但我认为1995年是这30年的一个分水岭：前15年中国逐渐市场化，政府强调的是国民收入增长而非单纯的GDP增速，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也出现了符合经济学逻辑和市场规律的温州模式的成功；后15年农村收入从1980年代的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4%左右，沦为大量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地，政策取向由扶持个体私有制的“浙江模式”转变成扶持、补贴国有经济的“上海模式”。

1990年代给中国经济发展埋下很多隐患，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做法。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应该保留不赚钱却承担着社会责任的企业，把盈利能力健全的企业交给市场，完善市场和监管制度，这样经济发展才具健康活力，但中国的做法却相反。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是储蓄率。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是年轻人不太储蓄、中年开始储蓄、老年因为没有收入又不储蓄了，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也是这样，但之后就变成年轻人储蓄、中年人因为生活压力而难以储蓄、老年人又重新开始储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错误选择是造成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因为中年人在这个进程中受到的冲击最大，只能依靠年轻人和老年人的隔代财富转移，这对中国消费增速下降和难以提振有很大影响，人们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被打破，经济体系的健康被破坏。

所以，不要神话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抛开GDP，中国的经济结构并不值得称道，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只是因为遵循了基本市场和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并没有太高深的地方。虽然提出很多批评，我并不对中国过分悲观。中国确实具有很多其它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种族、教育、妇女、人口素质这些问题都没有在困扰中国，只要顺应市场，在中小企业创业、金融自由和产权保护这几个方面做好，中国的发展就不会有大问题。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可能在西部和农村，我一直对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比较乐观，他们素质很高，但发展如何取决于大的体制配套，比如对农村创业和农村金融的扶持。

中国没有必要用很多年重复其它国家已经走过的路，经验和教训已经被充分总结，我们没有必要再支付高昂的学费。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产生了两种国家复苏模式，一种是印度尼西亚式的经济全面垮台，它至今也没有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还有一种是韩国式的“V字型”复苏，而且它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已经比亚洲金融危机时小很多。但长期的乐观终究取决于短期做了些什么，中国的体制既很容易改变又很困难，取决于中国政府对此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和决心。当一个国家还在从事鞋袜等简单生产的时候，制度落后还可以容忍，但一旦开始做更创新的事情和产业时，制度配套跟不上就会成为巨大的障碍。

一个改革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它是否尊重基本规律和人性。人们在解释过去印度经济发展缓慢的时候总是寻找政治理由，而不是去观察其中的细节。印度过去很多经济管理方式都借鉴自苏联，它在1960和1970年代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畸形民主，腐败丛生、没有新闻自由、国大党一党专政等，而这种民主就被视为印度经济未能腾飞的理由。但现在呢？经济发展迅速的印度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只是变得更民主了。中国也是这样，这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好、最健康的时候都是它们变得更民主的时候，印度是在1990年代，中国是在1980年代。我一直相信，一个国家的体制越灵活、越民主、越能代表民意，它就能更好地应对危机，所以我对美国经济还是很有信心，也希望中国在将来更民主、更优秀。（本刊记者刘建辉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