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币升值：一小步带动一大步

今年3月，在美国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指责中国使人民币被低估四成，导致美国失业现象严重和全球贸易失衡。他还提出一项行动方案，包括寻求多边合作向人民币施压，若中国不放松汇率管制并允许人民币升值，则要对中国产品加收关税。“显然，人民币大幅升值是大势所趋。”伯格斯坦说，“人民币需升值25-40%，才能让中国全球贸易顺差降到占GDP 3-4%的水平，这将使美国年度经常项目赤字减少1000至1500亿美元。”

 

6月19日，中国央行宣布放弃实施了2年的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使人民币汇率能够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刚出台的汇改政策指出，中国将逐步实行受严格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有点类似其2005到2008年间实施的汇制，即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并在很窄的区间内上下浮动。

但次日随之而来的消息却令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希望破灭，因为中国决策者一再强调，自2008年7月以来一直围绕6.83小幅波动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要“逐渐缓慢”升值，这意味着人民币每年的升值幅度将会很小。

 

为人民币汇率松绑也“给中国提供了方便。”沃顿保险和风险管理学教授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 ）表示，“而且情况与现在相比也没有太大区别，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依然强劲，中国可以做好人，而且目前也不必付出太高代价。”

 

人民币汇率政策改变的时机也很值得注意。中国选择在G20多伦多峰会前一周和美国中期选举之际宣布重启汇改，这是中国对其全球贸易伙伴的一次让步。不断加剧的国际压力迫使中国决策者直面批评人士提到的“货币操纵”，和无休止地用低价人民币大量购买美元外汇储备等问题。货币操纵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多边组织而言是严格禁止的行为。

 

随着汇改政策的公布，对人民币汇率的争论焦点开始转移到以渐进的方式升值能否产生重大影响等问题上。但不管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幅度如何，中国此次决策不仅对参与人民币和美元在全球商贸与政治领域未来影响力的争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问题也影响深远。

 

 

在此背景下，“我们恢复这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可以理解的。”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经济学教授及副教务长王建铆说，“我们要先试着小步缓进，然后看一下结果如何。无论外界有多大压力，我都不希望中国采取任何‘休克疗法’或类似的激进式改革。”

 

王教授表示，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能够说明中国为何采取当前的策略。他以日元为例，日本货币长期被低估，并主要依靠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迅速发展起来的出口型经济模式，这与中国当前的情况很相似，“日本曾试图拖延日元升值时间，但最后却迫于美国压力而导致升值过快。”王教授说。日本在签署了规定日元对美元和德国马克有序下调的广场协议（1985）后，日元汇率一路上扬，并最终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与崩溃。

 

接下来是国内的经验教训。“自2005年以来，我们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积累了大量本土经验。”王教授说，“近年来我们开始意识到，07年和08年人民币的贬值速度可能有点过快。”

“逐渐升值并不一定是缓慢的单向爬升，汇率会有升有降，但总体走势是向上的。”王教授说。而那些涌入中国市场追涨人民币的投资者（包括投机客）同时要面对上涨机会和下跌风险，但王教授认为，任何热钱的流入都将是可控的，尤其可通过资本利得税来加以控制。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即便人民币投资机会仍然有限，逐渐升值也会使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吸引力加大。”

 

沃顿金融学教授弗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 ）很赞同王教授的后一种看法。“在未来的10到15年，中国应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并使之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艾伦说，“自欧元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真正的问题就在于美元是唯一的储备货币，而我们需要用3种货币来代表3大地区。也许多些国际货币会更好，但先确定3种国际货币将是个好开始。”

 

但还有更迫切的问题需要中国政府关注：即人民币升值对其大规模外汇储备的影响。据称中国外汇储备中70%是美元资产。“大部分储备是以人民币购买的美国国债和债券。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外汇储备造成巨大损失。”艾伦说。人民币汇率的任何变动，即使是渐进式的，也将引起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巨变。截至3月，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5万亿美元，约占其GDP比重的一半。“如果人民币升值10%，就相当于GDP总量的5%，这将是很大一笔损失。”艾伦说，“中国要仔细考虑解决此问题的长期策略。”

 

这对美元有何影响？“中国宣布放弃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意味着他们将无需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维持汇率稳定。”斯迈特斯指出，“问题是，美国仍会设法在未来几年卖出大量国债，这将促使对美元的需求增加。作为一种避险工具，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将继续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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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均会产生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影响到普通民众的问题，许多美国观察家都认为有影响。在他们看来，这种弱势货币政策意味着中国通过廉价的中国制造品，使中国企业在世界各地获得了相对于其他竞争者的不公平竞争优势。结果，“中国向美国、欧洲，以及包括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众多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世界各地输出了大量失业人口。”PIIE的伯格斯坦在国会山听证会上指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1月份发表的一篇博客中称，“中国重商主义”已经夺去了美国140万个工作机会。

 

克鲁格曼、伯格斯坦和许多其他中国政策评论家表示，尽管人民币升值可能会使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消费者花更多的钱购买以前廉价的中国货，但这有助于让美国的出口商品在国内外更畅销，进而极大提高就业水平。伯格斯坦在听证会上指出，“每10亿美元的出口会为美国经济提供约6000到8000个工作机会（多为高薪制造业）”。

 

但并非所有人都笃信人民币汇率对全球经济低迷影响深重，也并不对中国汇率新政的效果乐观以待。“美国需要一个经济危机的替罪羊，”瑞士圣加伦大学（University of St. Gallen）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学教授西蒙•艾弗奈特（Simon J. Evenett）说。他认为汇率之争还远未结束。“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同时他声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公司的竞争优势非但不会减弱，反而会极大增强。“如果人民币缓慢升值，将刺激大批中国公司升级产品，而不会像一些美国人希望的那样被淘汰出局。届时最终的输家非美国公司莫属。”

 

他预计，对美国工人而言，人民币升值不会产生如许多人所描绘的、因出口增加和进口减少而带来的乐观景象。艾弗奈特援引了近期关于美国产出与就业的研究结果，这是他今年初与奥地利约翰开普勒林茨大学(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的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弗朗索瓦（Joseph Francois）共同完成的。

 

例如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部分并不直接面向美国消费者，而是作为元件和半成品提供给美国企业。“不仅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如此，来自其他地区的进口产品也同样如此。”两位教授4月份在政策分析网站Voxeu.org上撰文指出，“结果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的进口产品注入了美国经济的整体成本结构，从而影响到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此外两位教授还发现，“在只销售成品的地区，人民币升值主要对出口价格有影响，则人们对人民币升值与改善经常账户和增加就业机会间的联系会很敏感。但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并非如此。”经艾弗奈特和弗朗索瓦计算，如果人民币升值10%，将有约42万美国人失业。

 

至于中国对升值应作何期许，中欧的王教授强调，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工资水平上涨这一巨大变革同等重要。“中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王教授说。“过去25年间，工资增长一直慢于GDP增长。这在中国造成的问题甚至大于货币政策。”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造成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约占GDP的15%，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除非工资增长超过GDP增速，否则我认为我们将无法获得内部再平衡。”王教授指出，“而正是这种内部的不平衡导致了外部的不平衡。”

 

沃顿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W.Meyer）也赞成涨工资发挥着关键作用。他认为，“工资增长其实是变相的人民币升值。我相信物价会随着工资水涨船高，并将转嫁给消费者，这正是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当然，除非中国公司严格控制产能或销售环节，这样一来消费者所承担的物价才不会大幅上涨。”

 

但正如王教授和迈尔所言，工资问题对政府而言相当棘手。“政府必须涨工资，他们深知‘代表人民利益’的意义。”迈尔说。尽管仍想保持GDP的增长势头，但减少出口依赖和增加国内消费的唯一出路便是提高工资收入。

 

王教授表示，“政府必须控制变革的速度，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不能升值过快，否则将事与愿违，许多人也会因此失业。因此，以略快于GDP增长的速度适度上调工资收入，将有助于解决问题。”

 

至于强势的人民币是否会使中国出口商在重要国际市场的业务受损，并导致国内强制性裁员，王教授认为，鉴于中国在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稳固市场地位，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应该认识到，从中国进口产品在短期内还不可替代。也许10年后这些进口国会找到其他出路，但目前他们除了支付更多外别无选择。”王教授说，“其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大规模介入。有些国家试图建立制造基地，但所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和实现最终产品的完整价值链的构建都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毫无疑问，仅靠货币升值无法应对更大的全球挑战。正如伯格斯坦所言，“成功的国际秩序调整离不开美国自身的矫正措施，尤其是要针对其预算赤字和低国民储蓄率，同时也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参与。但除非贸易顺差国减轻自身的失衡问题，否则贸易逆差国不可能减轻自身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