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顿：中国的利率制度的高代价

最近，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并不令人感到十分意外。但就在中国抵达这样一个重要里程碑之际，金融专家却指出蓬勃的经济增长背后是亟待改革的各种充满争议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利率政策。

 

目前，中国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为2.25%，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5.31%。不过，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的存贷款利率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央行决定的。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对此表示：“中国央行人为拉高银行存贷利差，导致当前利差比原本应该由市场均衡所决定的正常水平高出约1.5到2.5个百分点。”

 

利率体制的影响遍及经济的各个层面。首先，中国的几家国有大银行——按照市值计算，已经成为世界最大银行之一——能够利用这样的存贷差提高利润水平。其次，由于人民银行为国有银行提供“指导性”企业贷款贴现率，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多年来都能够以较低价格轻松获得贷款，而中小企业则不得不面对艰难的融资环境。最后，中国的普通家庭也受利率影响，低利率和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率正在蚕食他们的储蓄。

 

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查尔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受到政府和个人储户的双重‘补贴’，而中国储户多年来只能接受实际负存款利率。”

 

这些问题早已有之，然而在去年受政策鼓励的天量贷款的环境下——2009年中国银行业新增贷款达1.4万亿美元，同比翻了一番——政府内外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也能够解释五月份人民银行在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继续推进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不断提高科学定价能力，发挥利率调节作用。”然而，改革之路漫漫，前景远不明朗。

 

 

尽管人民银行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限制了银行经营业务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也支撑了银行的盈利基础。虽然银行给予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很低，但他们给存款人的利率更低，上海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如此说道。他指出存贷款利差早已成为中国银行业最大的利润来源，“国有银行通过这种利差赚取了超常的利润，成为这种不合理制度下的最大受益人。”

 

但是，改革利率体制将涉及银行业，监管机构和掌权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刘表示许多国有银行的高管都曾在监管机构任职。举例来说，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即是从中国外汇管理局空降而来，之前他曾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而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蒋超良之前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并曾在人民银行担任过多个职位。

 

从某些方面来说，政府、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这种暧昧关系很好地符合了商业利益：由于许多国有企业与合作银行有着长期关系，双方对于各自企业的经营状况有着深入了解，互相也都充分信任；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信贷评估体系尚不够成熟，银行很难审查私营企业的信用水平，而贷款给国有企业则无需担心信用问题，因为这通常意味着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做担保。

但不管怎样，这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相对私营企业，这种利率体系的确为国有企业提供了不公平的优势，意大利巴里大学（University of Bari）经济和数学系主任菲力（Giovanni Ferri）表示，“国有企业，相对于以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私营企业，获得了大约250基点（即2.5个百分点）的利息补贴。”

 

这种补贴引发的失衡是显而易见的。根据菲力和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研究部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于2009年发布的联合研究报告显示，国有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约占25%，所获得的贷款则占总贷款量的约65%。在对中国企业进行抽样分析后，菲力和刘利刚得出结论，如果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贷款利率一样，“那么平均而言，他们需要支付的额外利息将高于他们的利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低廉的融资成本，许多国有企业的生存将面临巨大挑战。

 

 

而且，尽管巨大的存贷款利差能够确保盈利性，却并不能促进银行对贷款申请人进行彻底的风险评估。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底银行提供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总计达7.7万亿元（1.14万亿美元），银监会认为其中有23%的贷款存在坏账风险。

 

巴里大学的菲力说道，“如果银行不(或者无法)按照借款人的潜在风险来区别贷款利率，那就可能让那些不应该拿到钱的人获得贷款，从而降低中国经济的效率。”

 

美国国防大学经济学教授塞斯•魏斯曼（Seth Weissman）同意菲力的意见：“中国国有银行把钱都用在了毫无价值的投资上，而不是把钱给那些真正做出最明智投资决策的企业。现在的这些投资最后都流向了与当地政府官员有裙带关系的国企。”

 

而中国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也和利率体系有重要关联。上海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郑辉指出：“许多房地产开发商都是国有企业。他们的融资成本非常低，甚至是零。这些低息贷款进一步刺激了他们对中国房地产的过度投资，最终引发了巨大的资产泡沫。”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回报率永远高于资金成本。按照北京大学佩蒂斯教授的说法，由于融资便利，国有企业的产出增长一直高于国内消费。而这正是中国消费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2000年，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为46%, 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降至36%以下。（美国的这一比例为70%左右。）佩蒂斯还补充道，“由于贸易顺差相等于投资率和储蓄率的差额，只要储蓄比投资增长地快，中国的贸易失衡问题就将继续存在，并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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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买单？

 

就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从当前的利率体制获益的同时，中国的普通家庭却在遭受损失。刘胜军表示，尽管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利率达到2.25%，通胀率却在6月份创下近2年新高，达2.9%，并在7月份进一步涨至3.3%。“扣除通胀后，中国家庭的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在这样的体系下，中国的储户一直在遭受剥削。”

 

佩蒂斯也认为，低贷款利率以及更低的存款利率让生存有困难的国有企业能够轻易地通过银行将负债间接地转嫁给普通家庭。他认为每年有相当于GDP 5-10%的额度从家庭转移给了净资本使用者，即国有企业。他指出，“中国的储户不仅要为（给国有企业的）极低的贷款利率买单，还在为了保证强制性利差以确保银行拥有足够的盈利性而被“双重征税”。佩蒂斯认为“中国家庭同时被迫担负起了中国银行系统清道夫的职责”。

 

然而，普通储户并没有多少选择。“在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的情况下，普通家庭只能选择通过储蓄来支持子女的教育、保障医疗以及未来退休后的生活，”刘胜军说道。把钱存在国内存款账户几乎是普通老百姓唯一的选择。“在当前的监管环境下，中国家庭不可能投资海外资本市场，而国内资本市场又如过山车般不稳定。”

 

 

“中国利率制度的改革包括两个方面，”刘胜军认为，“一是允许更加灵活的存款和贷款利率，另一个则是降低存贷款利差。”

 

刘胜军认为央行可以仅负责设定利率的上下限。在规定区间内，银行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和各个客户的情况自由决定存贷款利率。“如果央行降低利差，允许银行公开在市场上竞争，那么存款利率就会上升，而平均来说，贷款利率就会下降，这是因为部分小型私营银行或许会以较低的贷款利率来吸引重要客户。这样一来，某些银行的利润肯定会受到挤压。但是，这些银行本来就不应该只依靠利差赚取利润，金融创新、提高专业技能和改善服务水平才是正确的途径。”

 

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体内发起改革可谓知易行难。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张春指出，人民银行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利率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导致海外投机者，也就是所谓的热钱大量流入国内。

 

另一方面，人民币正处在缓慢升值的通道中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张春指出，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允许更灵活的利率之前，首先需要允许更灵活的汇率。“在汇率缺乏弹性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提高利率制度的灵活性。中国必须让人民币尽快升值。”

 

但这也需要谨慎处理。“在当前固定汇率制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是由美联储决定的，”张春表示，“为了维护中国汇率的稳定性，中美两国利差不能太大，否则套利资本就会大量流入中国。”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目前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多数为外汇储备，而负债则是人民币和央行票据。人民银行将大多数外汇储备都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年回报率在3%到4%之间。按照佩蒂斯的说法，如果中国改革利率制度，那么人民银行支付的央行票据利息也会随之大幅上升。“如果人民币升值，人民银行的负债也将相对于资产升值，那么净负债就会增加。同时，如果人民币利率上升，人民银行的融资成本也会提高，但是融资收入(即外汇储备资产的利息收入)却无法相应增加，任何净损失都将导致人民银行净负债的提高，”佩蒂斯表示。

 

他还预计，未来两年内，如果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同时提升，并假设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利息收入不变甚至下降，那么人民银行的净负债将大幅增加。“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并没有认真考虑提高利率，”佩蒂斯表示，“而倘若美国成功迫使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提高利率将更加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