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路漫漫

在将自己打造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上，上海正试图跑得更快，但裁判们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自从去年4月，上海首次提出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以来，一系列大动作正试图为这个东方都市勾勒出新轮廓：首先是大力推进和试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随后是放开外资PE准入门槛，到了今年，启动融资融券、推出股指期货，以及推出呼声日益高涨的国际板则使上海证券市场变得热闹非凡。

4月2日，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在“中国经济招待晚宴”上，特意用“开局良好”来形容过去一年的谋划——2009年，金融业产值在上海市GDP比例已经超过12%，比前一年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而为建设金融中心所设立的九十多项重点工作中，“三分之一已经启动，还有三分之一即将启动”。

不过在多数金融机构看来，变化却依旧来得太慢，政策面的利好仍然没能变为真正的增长。在多数外资商业银行，人民币跨境结算相关业务仍然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对于大多数境外客户来说，首选的结算方式仍然是美元，而这一业务曾经是被政策制定者给予厚望。外资PE的情形也并不乐观。虽然有关部门鼓励其设立人民币基金，但由于政策限制，拥有庞大资金存量和投资能力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却无法进场，这使得第一批成立的外资PE中，有的如今已经涉入了募集人民币基金时出资人匮乏的尴尬局面。如今，世博的到来能改变一切么？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二十年前甚至还没有证券交易所的城市来说，上海在过去数年中成功将自己打造成了中国境内的金融中心—来自数十个国家的金融企业在此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越来越多海外银行家将办公室搬入浦东陆家嘴的摩天大楼；而工商银行、平安保险等大型中资金融企业更是在此建设了庞大的数据中心。

然而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任仕达4月8日发布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才吸引力指数”显示，，虽然中国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国际金融人才来华工作，但上海在税收、福利、生活、医疗、教育等软环境的建设中，仍然落后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

对人力资本要求最高的金融行业来说，拥有足够的优秀人才始终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最大的话语权。但目前，上海对国际顶级人才的吸引力仍然相当有限，在香港，有35万人从事金融行业，而上海尚不足10万，其中，具有国际水准的金融人才还不到伦敦的l/4。去年，上海也曾经盛传正在华尔街“抄底”失业的金融精英，然而最终的签约率却出奇地低。

税收是另一个阻碍上海招揽人才的重要原因。按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起征点和税率结构对于中高收入者的影响最大，在香港，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17%，中高收入者的平均税负为15%；美国税率最高一级为35%，对于中高收入人群，其平均税负小于30%；而在内地，最高一级为45%，动辄过百万年薪的金融业高管所承担的平均税负约为40%。

为此，上海市政府曾在去年出台了《上海市集聚金融资源，加强金融服务，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其核心内容是对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显著贡献的金融人才以返税的方式给予奖励。但实际上，具体的返税形式仍然不透明公开，金融人才奖针对哪些机构、哪些级别的高管，目前仍没有对外公布具体实施细则。大部分优惠仍然是区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使用的“个别招数”，真正享受到的企业为数甚少。

政策层面的束缚也并没有放松太多。作为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政策助推者，上海金融办一直在为解决这些困难出谋划策，寻找良方。但实际上，多数政策的决定权仍然在中央，无论是新政策的制定、新机构的设立，无论哪种形式的金融创新，都可能会被打个折扣。

金融市场的建设也远远没有完成，尽管在上海金融办的设计中，去年9月成立的上海清算所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和市场服务机构聚集上海，提升上海作为金融产品定价中心地位；另一方面，有利于未来上海金融衍生品创新和市场规模扩大。但至今，这个清算所还未发挥作用，而在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清算所早已运营多年。“金融中心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就目前而言，成立即是一种突破。”上海市金融办的一位内部人士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当然，最大的麻烦的仍然是人民币，虽然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允许上海的公司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无疑是个明智选择，但从长远看，无论是纽约、香港，还是伦敦，还没有任何一个世界金融中心没有自由流通的货币。

好在令人振奋的消息仍然没有停止，4月，外资PE们便得到了这样一条好消息：新的QFLP制度试点方案终于将于“落户”上海浦东新区，通过这种安排，外资PE在境内投资收益与本金购汇并返还给境外投资人时，有了一条自由结汇的绿色通道，而其“国民待遇”亦有可能获得突破。不过对于上海来说，十年的时间仍然并不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