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坏孩子”高盛

按常理，华尔街上最精明、最能赚钱的投资银行高盛本应被顶礼膜拜：它不但能在2008年危机最深重时，凭一流的风险管理能力安然度过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系统性崩溃，更能在去年经济复苏曙光初现时，抢在任何对手前面实现创纪录的盈利。这种避险功夫和点石成金的表演自然赢得投资者的掌声。

 

但在监管机构和舆论眼中，高盛却成了一个“坏孩子”：去年底，高盛高管被迫放弃数千万美元的奖金。现在，有着140年历史的它则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以涉嫌欺诈投资者为由推到被告席上。境遇之反讽，足以让中国陷入“捐款门”的各界人士感到宽慰。

 

监管部门的核心指控是：2007年市场开始下滑期间，高盛向投资者出售一种债权抵押证券(CDO)产品时，没有披露一家做空这些抵押贷款的对冲基金参与了产品设计。可以有很多角度来解读高盛的“欺诈门”：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近万亿美元的资本去拯救华尔街，现在该到秋后算账向选民交待的时候了；SEC未能及时发现麦道夫（Madoff）和其它庞氏骗局，需要为声誉而战；危机后的金融改革到了最艰难的阶段，需要一个案例来证明华尔街的贪婪是多么的不可救药。

 

无论是何动力、官司结局如何，高盛都会是大输家—在投资银行界，声誉乃是最重要的资本。这场华尔街与监管者的瞩目对峙日后注定会被视为经典案例。在很多层面，它昭示的教训都是在金融危机蔓延期间耳熟能详的老故事：一如高盛CEO贝兰克梵在向国会作证时所说的，尽管金融衍生产品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管理风险的重要工具，但那些“过于复杂的金融工具”显然加深了金融危机。

 

但它最直接而实用的教训则是：有时候，保持谦逊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还有可能让你避免或缓解巨大的声誉危机。

 

研究高盛炫目成功的人都会提到它的独特文化：它虽是上市公司，但仍保留着很深的合伙人制度印记；它汇聚最精英的人材，同时具备毫不留情淘汰式的合作文化；它热衷追逐风险，但又能对其实现精妙控制；它拥有同侪难以企及的光环，但管理层却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高盛在每一个业务领域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并不具备绝对领先位势。

 

这些文化基因让高盛成为一架完美的赚钱机器—2009年盈利达13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但在后华尔街时代，它的过于特立独行则让其未能识别迫近的威胁：“痛恨高盛”的大语境。赢家高盛在这种语境中成为“资本主义不可接受的面孔”的代名词。

 

表面上看，高盛在去年向管理层和员工大派红包的做法是触众怒的导火索，但它踩上的真正雷区，却是对一个关键问题的回答：如果没有政府救助，高盛能否在金融危机中安然无恙？

 

在去年接受的有限的媒体采访时，高盛管理层承认，如果金融体系崩溃，它也难以逃脱。但他们也坚称：“（没有政府救助）我们不会崩溃”、“我们有巨额流动性”、“并不需要政府救助资金”、“面临风险并不特别严重”。贝兰克梵甚至宣称，自己最为遗憾的是“高盛没能和政府救助措施保持更远的距离”。考虑到高盛著名的政治关系网，这样的声明显然只会导致更深的误读。而贝兰克梵本意在开玩笑的评论—他在做“上帝的工作”—则太容易被指认为过于傲慢自大。这导致有关高盛的报道出现在网络上时，最常见的评论便是“这家公司太邪恶了。”

 

高盛并非没注意到周围的政治风险，但其管理层宣称，如果要在消除政治怒火和让员工满意之间选择，高盛会选择让员工满意。

 

错误的选择。至少目前来看如此。最终，面对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高盛2009年薪酬和奖金规模比2007年减少40亿美元，创年度薪酬纪录新低。在今年4月公布的2009年报中，高盛首次把“负面新闻”视为新的财务风险。这种风险会对“我们的声誉和我们员工的士气与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有可能“对我们的各种业务和运营成绩产生负面影响”。而在最近向国会作证时，贝兰克梵准备的证词在开篇部分即是表达高盛对政府救助的感激。

 

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