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舵

毫无疑问，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当前及中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形势恶化的速度超出了预期。尽管如此，我仍相信中国政府能够控制得住通货膨胀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前提是政府要尽早实施力度更大的紧缩性政策。

 

历史经验表明，在通胀上升的早期，应该尽早采取措施控制通胀，行动的越晚，难度越大。中国目前的通胀主要是由食品、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的，应该采取措施防止价格上涨向食品和能源以外的领域扩散。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当时美国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较快，但是在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方面存在争议，因为除食品和能源外，其他产品的价格比较稳定。

 

当时，美联储用去除掉食品和能源的“核心通胀率”衡量通胀压力，发现压力并不大，也就没有及时采取紧缩措施。但是价格的上涨通过“工资—物价的螺旋上涨机制”很快扩展到其他领域，以至于出现两位数的通胀率，因为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上涨会增加人们的通胀预期，从而要求增加工资，进而使得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就向消费者转嫁成本。此后美联储不得不连续加息到19%—这就是迟疑的代价。

 

中国应该避免美联储当时犯下的错误，政府要小心不能仅仅关注食品价格上涨。一旦通胀预期强烈，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也会推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中国政府有长期的目标，提高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例，今年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0%多，可以预期未来几年还会继续提高。但是应该小心不要推高通胀。

 

在最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出消息，货币政策将会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显然，通货膨胀形势的超预期恶化是促成这种政策转变的重要因素。什么是“稳健”？从字面上我们无法判断其确切含义，关键点在于从“适度宽松”到“稳健”的这种转变，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会更紧缩。中国货币当局已经实施的政策暗示了这一转变趋势，但是目前来看，“稳健”的程度还不够。中国政府还应该通过“做”而不仅是“说”来尽早、更大力度地推动这种政策由松到紧的转变。国外投资者都预期中国的货币政策会收紧，而且他们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如果中国政府什么都不做而允许通胀上升，那才是糟糕的消息。

 

其实，中国政府手中有足够多的工具来应对通货膨胀。常规的手段包括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这两种工具特别是利率工具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加息对于抑制通货膨胀是有作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有更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除此之外，相对于美国、欧洲等国政府，中国政府的手中还有一样特殊的工具，即行政手段。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行政手段来调控食品和资产价格，中国应该继续实施这样的政策，特别是在控制资产价格方面保持政策连续性。我认为中国政府会综合使用以上工具，而不是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某一种工具上。

 

通胀肯定会成为明年的主要问题。如果政策紧缩得不够，可能2012年仍是问题。中国的通胀周期正处在关键时刻。经济增长强于预期，通胀加速超出预期，资产价格的上涨也超过预期。政府承认这些问题很严重。所有这些都要求政府采取有纪律的措施。政府已经使用综合手段来对付通胀和住房价格上涨，有些效果，还需要时间。

 

通货膨胀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重要挑战，但是不能说是最紧迫的问题。我仍然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可持续增长，也就是发展消费拉动型经济，才是最紧迫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温家宝在三年半前就指出中国经济很不平衡。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转变管理经济战略的关键时期。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未来行不通—或者至少不会那么有效。

 

通胀与经济结构之间也是有关系的。中国经济更多的是一个生产型经济体而不是消费型的，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也更多是在供应方面而不是在需求方面。中国因此把利率定得很低来刺激经济。未来5年中国经济要从供给转向需求，这对全球通胀意味着什么呢？有可能把全球通胀和国内的通胀推得更高。

 

明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中国政府既要解决通胀和资产价格上涨这样的短期内紧迫的问题，又要调整经济结构解决长期发展的动力，怎么才能做好平衡是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