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监管条例的出台, 外资银行的等待游戏变为太极大赛

外资银行的“最后一公里”

来源:2006年10月 总第127期  |  作者:本刊记者 冯桔  |  阅读:

随着新监管条例的出台, 外资银行的等待游戏变为太极大赛

每个来中国的外国银行家都有这样的梦想——在中国的舞台上,穿中国人的衣服,用中国人的唱腔,但一样把戏文演的有声有色。 
 
不过他们可能没有立即意识到,把中国行头穿出合身的感觉并不容易。 
 
这可能是他们的情绪经常从高峰坠入低谷的原因——期望超过实际,而一旦发现真实情况,往往又不知所措。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近酝酿的有关外资银行的新规定就使外资银行心情起伏,8月24日汇丰、花旗、渣打、东亚等30家外资银行中国区业务负责人被银监会招到北京参加一个征求意见的讨论会。发给他们的是一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要经营全面的人民币业务,外资银行必须首先成为独立的“在中国注册的法人银行”。与中资银行注册要求一样,法人银行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下设分行营运资金为l亿元人民币。其次还需要满足“开业三年,盈利二年”等一系列要求。 
 
不愿意注册成为法人银行的外资银行,开放后将只能吸收中国居民个人100万元以上人民币定期存款,并且不能开展银行卡业务。 
 
同时,《意见》中并不认可外资银行本地注册完成后将自动获得经营全面人民币业务的资格,这仍然需要银监会的审批。 
 
“《征求意见稿》定的调子,调整余地很小。”参会代表对本刊如是评价。 
 
由于开设零售网点费时且成本高昂,不少外资银行几乎没有多少人民币存款,主要通过在银行间市场把本国货币拆借为人民币,再向中国企业投放人民币贷款,从中赚取利差。而外资银行本地注册后,将与目前中资银行接受同样的法规监管,资本充足率和存贷比等各方面的指标都将与中资银行一致,只在国内一线城市开设了分行的外资银行存贷比指标将很难达到监管部门要求。但是如果不在内地注册,那么将只允许境内存在一家分行开展业务,受到的限制会更大。 
 
这与外资银行之前的设想有一定距离,按照5年前中国加入WTO时签署的协议,从2006年12月1日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一百多家外资银行将获得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资格。外资银行对此的理解很简单,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就意味着此前加诸它们身上的种种束缚将顿时断裂,从此就可以在中国市场尽其所能,大展身手。外资银行都把这个时间看成是开禁大限,为了能够在这一轮竞争中拔得头筹,纷纷开始招兵买马,人员储备在短时间内几乎呈几何数量增加。而现在,这些都要打上问号。  
  
 
【“中国式”开放】 
 
中国银监会显然并不认为在金融改革和开放方面有什么有意拖延,对外资的开放一直在稳步进行,而加入WTO以来,金融业开放甚至加速进行,进展可观。截至2005年10月末,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了238家营业性机构,另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173家银行在中国23个城市开设了238家代表处。外资银行在内地的资产总额达到845亿美元,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2%左右。 
 
如果要把入股中资银行的外国资本都算上,外资在中国的金融业更是取得了突破。从1996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入股光大银行开始,10年中有16家中资银行接受了19家外资金融机购不同程度的入股。仅2005年一年就有17家外资金融机构入股10家中资银行,外资投资金额已超过165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15%左右。 
 
问题的要害在于,中国的主管部门从来没有承诺过2006年底以后对外资银行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思路也从未变化——金融开放要坚定不移的进行,但要分步骤、有计划,不能超过中国金融系统和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 
 
中国银行曾经长期把存款数量当作绩效考核最重要的指标,直到90年代末才开始重视风险控制。1998年,人民银行开始试行贷款五级分类,但之前政策性贷款和缺乏内控机制已经造成了巨额的不良贷款,国家虽然通过注资和发行次级债补充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但其资本充足率也才勉强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西方国家一直用“脆弱”来评价中国的银行体系,就像久病缠身的病人不能期望用一剂猛药治愈沉疴,中国银行监管自然也不认为突然地全面开放就能让所有固有问题迎刃而解。 
 
事实上也正是在开放的轻重缓急上,中国主管部门和外资银行的认识存在偏差,外资银行不断催促“快一点,再快一点”,而中国主管部门的回应是“不要急,慢慢来”。 
 
对这种尴尬局面体味最深的是外资银行中国区的高管,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始慢慢理解中国金融开放的逻辑,另一方面背后却是总部要求他们尽快有所突破的压力。在总部看来,投入的巨额成本迟迟不能收回,而新业务的报批总是得不到进展,中国区的高管往往因此受到责难。和政府主管部门有良好关系的渣打银行中国区总裁曾璇承认,如何与监管部门沟通,获得一项新业务的资格具有挑战性。 
 
但外资银行已经意识到,在入世以后,中国监管层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制定有关进一步市场开放的方针和政策,换成这种角度,他们不难发现中国在金融开放上的进步,而且承认银监会管理外资银行的水平在不断提高。 
 
汇丰银行中国内地分行总监林洵注意到中国监管部门的变化,他对本刊表示,银监会干部年轻、学历很高,海外学习使他们视野宽阔,能够充分掌握到自己扮演的监管角色,同时不断提高监管的服务水平。 
 
明白中国金融开放内在逻辑的外资银行发现和中国金融主管部门打交道其实也很简单,一是需要培养足够的耐心;二是尽量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三是需要以积极推进的姿态与中国政府不断沟通。 
 
按照这三条来做,就会有相当的腾挪空间。来自香港的东亚银行是一家正面典型。尽管在香港市场仅排名第三,却以内地27个营业网点的优势在外资银行中拔得头筹。东亚银行非常在意中国政府眼中的“模范生”形象。东亚银行前任上海分行行长关达昌曾告诉本刊,银监会刚一宣布开放西部地区为外资银行“绿色通道”时,东亚就立刻响应开设了西安分行。 
 
在银监会去年年底颁布《个人理财业务管理办法》后,为了加强风险控制,保证收益型外汇理财产品由报备制度改为报批,东亚银行恪守新规定,将一款原定内地与香港同时上市的产品推迟,静待银监会新的批复。 
 
这让东亚银行在中国政府印象中得分不少,在QDII业务推出后,本来表现并不抢眼的东亚银行抢在花旗等一干大行前面获得为数不多的一席。 
 
即使这一次《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如果仅仅看成是变相限制也失之于简单,新规定带给他们的机会和不利影响同样存在。东亚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负责人认为,法人银行的问题不解决,外资银行发卡、存款保险等一些后续法规都无法跟进。相比起“境内居民人民币业务”和“独立发卡”两个重大利好消息,本地注册反而是小事情。 
 
而对于汇丰、东亚、渣打、恒生等内地零售网点已经初具规模的外资银行来说,本地注册本就是势在必行。汇丰中国区总裁翁富泽近日曾表示“汇丰银行在好几个国家都已经有了本地注册的经验,比如马来西亚,现在我们正在对国内相关条文做积极的研究。” 
 
经历了初期的骚动之后,对中国金融业年底开放曾寄予过高期望的外资银行,已经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承认目前在中国还是投入阶段,离收获期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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