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沉沦

他是一个居住在伦敦的年轻人，31岁，年薪60万英镑，从事金融业，住在月租4000英镑的寓所，常常举办数十人参加的奢靡派对，邀请专业人士主持，屋子里从不乏漂亮的女性客人。他还很喜欢运动，偶尔参加慈善活动，也十分懂得人情世故，有一次因为开通宵Party吵了邻居，他次日便送去一瓶上好的红酒以示歉意。

但在9月15日的凌晨，一切都变了。三点半，在微冷的伦敦清晨，他被警察从工作岗位上带走。次日，英国警方对他提出指控，称他的违法行为造成了其雇主至少20亿美元的损失。不过，三天后，损失就被追加至23亿美元。

他就是卡瓦库·阿杜伯利(Kweku Adoboli)，瑞士联合银行（UBS）伦敦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部门总监。他的罪名为滥用职权进行欺诈和伪造账目。瑞银称，他通过伪造账户进行了大量未授权交易，造成了银行的巨亏。

消息一经公布，阿杜伯利“一亏成名”，成了各地媒体重点关注的人物。9月24日，瑞银CEO郭儒博（Oswald Grbel）宣布引咎辞职，塞尔吉奥·埃尔默蒂（Sergio Ermotti）担任代理CEO。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标普都已将瑞银集团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惊讶吗？一个年轻人居然能够撬动二十几亿的损失！但如果当你熟悉他的职业—交易员，也许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交易员是金融界的宠儿，他们身上总是笼罩着神话般的光环。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交易员，无疑就是：高智商，思维敏捷，概率天才，薪酬丰厚。身处资本圈的风口浪尖，他们与市场零距离接触，而且权力巨大，手中运作着上亿资金。但正因为如此，他们距离罪恶只有咫尺之遥—在交易的零和游戏里，赢了，他们便是天使，输了，他们便是魔鬼—尤其是当他们输了不该输的钱。

莎士比亚说，金钱是最有魅力的魔鬼，而交易员，是离魔鬼最近的人。

赌徒游戏

根据瑞银公布的细节，阿杜伯利是通过制造虚假的对冲交易，越过他所获授权的风险限额。损失主要来自其对标准普尔500指数、DAX指数和EuroStoxx指数未来走势的错误判断。过去三个月，德国股市指数DAX指数跌幅超过20%，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超过7%。

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管理专业的阿杜伯利，被朋友们形容为计算机天才，2006年便进入瑞银，曾在后台工作，熟悉交易监管工作。媒体认为，他也可能是利用了自己精湛的电脑技术和后台经验进行欺诈。

就在几周之前，阿杜伯利还从自己的邻居、39岁的澳大利亚银行家威廉·皮特那里借了一本书《华尔街之狼》，该书讲述了一个年轻交易员因为放纵贪欲最终被绳之以法的故事，他大概未曾料想，书中的故事，竟在自己身上应验了。阿杜伯利在9月的两次出庭中，都曾经落泪，他将于10月28日再次出席听证。

像阿杜伯利这样因违规交易而引发巨额损失的人，被称为“流氓交易员”（Rogue Trader），中文也形象地称之为“魔鬼交易员”。

金融市场从不缺乏魔鬼交易员，他们的作案动机、手法、事发的原因，惊人的类似：都是渴望获得成就的普通人；都无法正视自己的失利，被“总能赢回来”的赌徒心理驱动，不择手段违规交易，或是虚拟造账户，或是盗用账户，不断追加赌码，大大超过公司规定的持仓上限；结果由于误判形势，愈陷愈深；都为金融机构带来了巨额损失，最终受到了惩罚，或是被逐出金融圈，或是锒铛入狱。

其中的“明星”当属1995年弄垮了巴林银行（Barings Bank）的尼克·李森。从1992年到1995年，时任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总经理的他，未经许可以银行名义认购了价值70亿美元的日本股指期货，投机失败，让银行亏了14亿美元，结果，有233年历史的欧洲银行帝国顷刻崩塌。

而如果按损失数额衡量，巴林银行还不算输得最惨的。曾任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的杰罗姆·凯维埃尔（Jerome Kerviel）违规动用了超过728亿美元的头寸购买欧洲股指期货，在2008年引发法兴银行71亿美元的旷世亏损。

亚洲也不乏魔鬼交易员的魅影。就在巴林银行倒闭半年后，1995年9月，时任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的执行副总裁井口俊英(Toshihide Iguchi)承认自己在12年间隐瞒了11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大和银行纽约分行随即倒闭，被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逐出美国市场。

“魔鬼交易员”固然让金融机构头疼，但值得深思的是，为何并不新鲜的行骗招数能屡屡得手？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体系为何未能从过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此外，这样一个事实也不可忽视：每一个“魔鬼交易员”的背后，都有一个热爱投机的银行；魔鬼交易员们，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投行明星

“华尔街和好莱坞是一样的，都是捧明星，为了成为明星，交易员可以不顾一切地去冒险。”瑞银事件爆发后，现任加拿大皇家银行担任风险管理顾问的陈思进丝毫不感到惊讶—交易员前仆后继地进行“魔鬼交易”，就是为了成为“明星”。

31岁的交易员凯维埃尔就告诉检察人员，他想让自己看上去与众不同，拿到更高奖金。尼克·李森也坦言，他进入新加坡时，只想着可以引人注目。

那么明星交易员的头上究竟有着怎样的光环，让这么多年轻的聪明人愿意为此铤而走险？

“当一小部分人可以创造公司一半的利润时，你会觉得他们是明星，他们的工资非常高。”曾在法国兴业银行总部从事销售工作的杜晓舟告诉本刊记者，法国兴业银行巴黎总部有一万号员工，交易员只有三四百人，却给整个公司贡献了近一半的利润。当时，他非常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前台交易员。但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杜晓舟没有被录用，当时还颇有点遗憾。

交易员的薪酬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多赚多得”。投行内部员工的基本工资彼此相差无几，但如果能够为银行创造更多利润，就可以拿到相应的分红。在法兴银行，一个前台交易员可以拿到账面利润的2%到5%，年薪从几十万到几百万欧元不等；而中台员工的年薪只有三万到四万欧元，后台更少，只有两到三万欧元。曾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之一工作的前台交易员徐先生（化名）告诉记者，他们的奖金，可以达到账面利润的7%到10%。

曾在华尔街做交易员，后来成为揭露华尔街内幕的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在《大卖空》一书中提到，摩根士丹利的明星交易员豪伊·许布勒的团队，在2006年时贡献了公司利润的20%，而许布勒本人，可以在年底拿到2500万美元的红利。可即便如此，许布勒还嫌赚得少，考虑自立门户。

明星交易员十分吃香，投行间为了挖角争得不可开交。2008年，托德·埃德加（Todd Edgar）的团队曾为摩根大通赚取1亿美元，巴克莱资本为将其吸引过来，给整个团队开出了5000万美元的现金和股票作为加入条件。托德跳槽后，摩根大通还气愤地向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提出申诉，指控巴克莱违规诱使职员跳槽。

为了留住“明星交易员”，一些银行还与其签订了“保底奖金”协议，这意味着，即便交易员为公司和股东造成了损失，投行也必须向其支付奖金。

陈思进认为，这样的薪酬制度十分危险，“明星交易员们的奖金是没有上限的，可是如果发生了损失，就由银行、股东承担，这样，违规的成本就太低了。”

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理事兼金融系统主管丹尼尔·赫勒(Daniel Heller)建议，应该取消“保底奖金”协议，奖金机制也必须着眼于长期，不应仅仅考虑上年业绩，而应该综合过去几年的业绩，在利润丰厚的财年也只应该发放部分奖金。

有趣的是，每一次魔鬼交易员案件发生后，银行业都会开始反思明星交易员制度，但徐先生告诉记者，这些年来，明星交易员的薪酬制度并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薪水给少了，交易员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跳槽。

不过，明星交易员的压力也很大。陈思进告诉记者，交易员这个行业中不可能有常胜将军；维持“明星业绩”非常困难。因此，许多交易员都会为了创造交易神话，不顾一切地造假。

不少“魔鬼交易员”还认为，只要自己在赚钱，公司就会鼓励造假行为。凯维埃尔便在法庭上抗辩：“一个交易员根本无法用正常的投资规模赚很多钱。这让我相信，只要我能盈利，我的上司就会对我的交易手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尼克·李森表示，公司其实早就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们为了利润，装作视而不见，“有一群人本来可以揭穿并阻止我的把戏，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2004年爆出的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tional Australia Bank) 外汇产品欺诈案，则是彻头彻尾的团体做案。指挥交易员进行虚假交易以隐瞒损失、赚取奖金的部门领导与其手下的员工共四人，都锒铛入狱。

被告之一大卫·布兰（David Bullen）表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屈于“同伴压力”的结果。审判该案的法官Chettle 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你们的工作环境要求你们去冒险，以达到公司要求你们达到的目标。为了推进你们的事业，你们必须成功。”

衍生品鸦片

瑞银爆出魔鬼交易员事件后，加拿大皇家银行的CEO戈登·尼克松（ Gordon Nixon）对媒体表示，这是投行过度鼓励投机行为的必然结果，因为银行都仰赖明星交易员去创造超级利润。交易的回报，远比投行的另外两块传统业务证券承销和资产管理来得诱人；同时，购买资产衍生品的风险看似要比直接购买资产小得多，而且，买下它们只需要少量前期资金。

于是，从衍生品中获利颇丰的投行，已经离不开这个金融鸦片了。据路透社的报道，多年来，美国投行的交易收入都占其业务总收入的三分之二。据高盛银行（Goldman Sachs）的财报显示，近几年，以衍生品主导的交易收入占到公司总收入的35%到48% 。根据瑞银2010年财报显示，交易收入也占到其总收入的23%。

银行对衍生品的热情仍在持续高涨。美国货币监理署（又称为财政部金融局）（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各银行持有衍生品的金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美国的四大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和高盛—共持有总量的95%。

因此，从本质上看，爱好冒险的交易员与爱好投机的银行，其实一脉相承。“观察瑞银近些年的表现，完全有理由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阿杜伯利就是魔鬼交易员，还是他的雇主—瑞银，就是一个魔鬼银行。”《金融时报》的编辑约翰·加普在专栏中写道。2008年，瑞银也曾因投资衍生品的损失而接受了瑞士政府562亿美元救助；而由于对有毒债券的大举投资，法国兴业银行被迫在过去3年减记约136亿美元的资产。

“其实，金融衍生品本身并没有罪过，它的出现是符合市场需求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告诉记者。

只不过，衍生品市场膨胀得太快，长成了谁也看不懂的怪物。聪明的银行家开发出各种衍生品，使其具有套利、增加金融机构杠杆、投机等功能，从信贷违约互换(CDO)、信用违约合同(CDS)，到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各种包着“安全”外衣的产品层出不穷。

根据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的统计，2002年底，全球衍生品市场未偿付合约的总量约为100万亿美元，而到了 2009年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615万亿美元，是2009年全球GDP总量58.13万亿美元的10倍多。

巴菲特称，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瑞银和法兴的“魔鬼交易员”事件就是证明衍生品破坏性再生动不过的例子，二者都反映出Delta One平台可能包含的巨大风险。Delta One是衍生品交易的一种，其精髓是将多种衍生品进行组合，追踪标的证券的走势，便于客户能对各种资产类别建立风险敞口。此前，Delta One平台曾以安全著称，大受欢迎，尤其是其交易的ETF类产品，在过去十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40%。

雪上加霜的是，金融机构为了与同行竞争，不断将衍生品复杂化，这样一来，外界就很难估量其中的风险，自然也很难模仿。《泥鸽靶》的作者帕特诺伊—一个十几年前于摩根士丹利摸爬滚打的经纪人在这本记录华尔街交易内幕的书中回忆，自己经常向客户兜售连自己都看不懂的金融产品。

衍生品的“不透明”已经将商业银行、投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评级机构之间紧紧连在了一起，形成了利益输送的链条。比如，评级机构会为了获取数百万的年费，给投行打包的垃圾债券评为AAA级；而银行之间也为了利益，帮助同行做空获利。

如今，受经济形势和监管政策的影响，衍生品的生意已经不太好做了，高盛第二季度财报显示，交易和资本投资的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39%，而交易的疲软也让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的二季度盈利遭受了影响。摩根大通投资银行业务主管斯塔利九月称，预计第三季度该行交易收入将环比下降30%。

“衍生品市场将会经历一场痛苦的自我调节。”赵锡军认为，银行的健康发展方式还是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时报》引用的一组数据显示，在英国，银行业的资产和负债超过6万亿英镑，是英国国民收入的4倍；但面向制造企业、零售商、建筑公司、农民等提供的贷款仅为2000亿英镑，相当于总额的3%。于是，金融市场出现了怪相—中小企业需要获得银行融资，而银行的资金却在银行间转来转去，没有流入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