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投资遭遇政变

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即将在非洲和拉美开始它的国际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之路，却也迎面赶上了此时缘起北非的“阿拉伯之春”政治动荡。为此，作为国有企业的中石油和民营企业的中兴在利比亚的投资都损失惨重。政变是国际投资学范畴里宏观层面的政治风险，与汇率变动等因素带来的微观风险不同，它可能意味着投资血本无归，彻底失败，那么，面对这类政治风险，企业如何能逃过一劫呢？

 

 

尽管我们不可能准确地预测未来，但政变风险是有预兆的。企业在决定国际直接投资之前需要预判这个国家是否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是一个重要体现，因为如果人民感到不开心，革命可想而知会发生。在评判依据中，基尼系数是一个指标，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指标是看日均收入少于1美元的人数比例—比如埃及的这一比例是惊人的40%，这正是它此后动乱的预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的政治抗议都在城市，因为即使农民的日均收入少于1美元，他们也可以自己生产口粮不至于饥饿，这是为什么中国的日均收入少于1美元的人口数量虽然非常大，但是目前还不构成威胁的原因。

 

仔细考量了外部环境之后，如果企业仍然看中当地高风险所带来的高收益—不可否认，这正是投资的魅力所在，企业就需要审视自身内部的能力和需求了。邓宁（J.H.Dunning）教授曾总结过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Location）、市场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也就是著名的“OLI 模式“。

 

那么，企业如何决定是出口、技术转让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呢？通过表1我们可以理解邓宁教授基于自身优势的选择方案。

 

然而面对当今某些地区不明朗的政治风险，企业不得不评估另外两大自身条件，即延迟能力和撤回能力（Delayability & Reversibility）。延迟能力可能来源于企业对自身核心技术的自信，如果企业认为竞争者一时半会儿不可能赶超自己，国际市场迟早将会为自己所有，那就可以等先稳定国内市场再对海外市场进行投资也为时不迟；但如果企业知道自己的竞争者暂时还不会进入到当地市场（不过对竞争对手的预判本身也会有风险和失误），当然可以先不急着直接投资，不如等当地政治风险不那么高的时候再进入，眼下可以先从事出口贸易。记住，不到不得不去的时候—比如机会就在那里，你不去的话竞争者就会抢夺的时候，在不稳定的国家中，能延迟就尽量延迟投资。

 

相比之下，撤回能力是和公司在战争中的损失成反比的。战争开始之后，撤回能力极高的企业所面临的损失会非常小，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企业从事服务业，可以很容易地注入和撤回投资，那么我会建议这样的企业大胆地去不同的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但是，如果是一个建筑类或重工企业，硬件设施的成本非常高，那它的撤回能力几乎为零。如果这样的企业想要进入已经预判具有一定的政治不稳定风险的地区，执意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是非常冒险的，我不赞成。

 

 

分析了内外部的因素以后，如果企业仍然想要趟这浑水，最后一招是做好政府关系的处理。基于一些以往的案例，我的建议是：不要和政府太暧昧！如果你的企业在当地的生意依赖的是政府的垄断控制或特许经营，那么一旦前任政府被颠覆，企业不仅会颗粒无收，甚至还会面临革命群众或新政府的惩罚。譬如，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副主席古贾曾就表示，他们将对所有之前中国与卡扎菲政府签订的合约进行检查。印度尼西亚过去也是一个政府控制非常严重的国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印尼的木材、石油和钢铁行业很大一部分都由前总统苏哈托及他的家庭所控制，如果国际投资想要染指这些行业，就必须要和总统家庭保持关系。但当专制政府最终被颠覆的时候，新政府否定了苏哈托政府签订的那些合约，这就对已有的企业投资带来很大影响。

 

如果企业既没有贿赂政府，也并不和政府做生意，那么即使发生政治剧变，也不必担心全部投资都会泡汤，投资会相对安全很多。仍然拿10多年前发生在印尼的事件为例，那些在巴厘岛经营的国际化酒店，政府的变换根本不会影响其在动乱之后的持续经营。同样，当时印尼的日本汽车企业也在混乱之后保持了持续增长，甚至更好地维持了在当地的业务。

 

由此可见，如果目前中资企业是凭借自身质量好、价格便宜而且技术又先进的产品赢得当地消费者或客户的芳心（B2C或B2B），那么就不用担心投资的彻底失败。不管政局是否变化，消费产品的商业都要继续，而如果某项业务是和政府关系有关，这意味着它并不是最有竞争力或最有效率的。当然，这些都取决于所在行业的不同。从这一点来看，我想中兴和中石油在利比亚FDI的未来会是相当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