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处理的只是巨大利益链的一小部分
灰色数据
5年零6个月，对于很多人来讲，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似乎一切都有可能，但对于一个即将锒铛入狱的人，这个未来却清晰得令人绝望。
伍志文是一名年轻的金融从业者，拥有着高学历，背负着极高期望，还有一家属于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曾经，围绕他的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却在2012年3月戛然而止，伍志文被北京西城区法院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
这个罪名让人不禁想起2011年那起引发诸多关注的国家经济数据泄露案。2011年10月，西城区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分别判处原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秘书室副主任孙振、原央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副主任伍超明有期徒刑5年、6年，二人均未上诉，这起案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起诉，而伍志文则是因此案获罪的第三人。
每月、每季度，国家统计局都会公布上一月度经济数据，这些牵动国计民生更与资本及金融市场紧密相连的数据，无意中成为某些人铤而走险“创造”财富的筹码。在这起案件中，一些券商、基金甚至银行的从业人员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接受过来自被告的经济数据信息。随着案件审理的推进，层层交织的环节交织成的一条充满诱惑和危险的灰色利益链条逐步呈现在人们面前。
炫耀的代价
检察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两项罪名起诉伍志文，法院一审却只判处“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罪名，检察院对该判决结果进行了抗诉，目前结果未卜，如果抗诉成功，或许伍志文的刑期将不止于此。
据接近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人士透露，伍志文从伍超明处获得国家尚未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19项，经鉴定为秘密级国家秘密事项；从私募基金经理李颖俊处获得国家尚未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11项，经鉴定为机密级国家秘密6项、秘密级国家秘密5项。
据《经济参考报》消息，伍超明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工作期间，于2010年1月至6月，违反国家保密法规定，将其在价格监测分析行外专家咨询会上合法获悉的、尚未正式公布的涉密统计数据25项，向证券行业从业人员魏某、刘某、伍某等15人故意泄露224次，伍某正是伍志文。
伍志文和伍超明同为南开大学校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2004年经济学院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的名单中，二人被共同列为南开十杰。更有传言称伍超明、伍志文有亲属关系，并称伍志文在担任今麦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职时，曾同时就职于某大型银行个人金融部，但目前从官方渠道已无从查证。
伍志文本人家境并不富裕，在学术上却颇有造诣。2001年，伍志文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南开大学金融系录取为研究生，研二时即凭借九篇核心刊物的论文成为硕士生当选“十杰”第一人，研三时获准提前一年由研究生转攻博士。
在此前南开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像伍志文一样连续四年获得“十大杰出青年”提名，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了论文30多篇，两次应邀到北大作报告，两次荣获“魏勋经济科学奖”，就房地产等重大现实问题撰写的内参报告，四次获得天津市政府和中央部委领导的批示和采纳。
货币与金融问题是伍志文研究的主要方向，但他曾向媒体表示自己虽然总在研究“钱”，却并不爱钱，婉拒过不少待遇优厚的企业项目，而专心致志做学问。“带着满身铜臭是研究不清钱的问题的”，而“有饭吃就行”也是他的口头禅。
伍志文展现于世的是一个清高务实、才华横溢、专注于学术的有为青年形象，然而现在他做出了与自己当初志向相反的选择，付出的代价则是锒铛入狱。
伍超明等人曾在案发后将自己泄露国家机密的动机归结为炫耀，“只是提前把经济信息用短信发给朋友、校友”，接受其信息的15名证人表示伍超明从未收取报酬，也未将相关数据用于不正当途径。
据上述接近检察院人士透露，伍志文后又将前述国家秘密事项以手机短信方式向蔡某、孙某、叶某等11人故意泄露累计达144次。据调查，这些人以此案证人身份出庭，本职工作普遍为券商分析师、基金经理或保险公司高管。
实际上，数据一旦被透露，就会不受控制地扩散，例如2008年7月，路透社曾经连续在我国宏观数据公布之前预测GDP和CPI涨幅，数据准确度惊人。去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1季度GDP同比增长9.7%，CPI同比增长5％，但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有媒体公布了同样的数据。
除此以外，部分大券商和一些大型外资金融机构也常常以其“精准的预测能力”受到市场的关注和追捧，可谓是名利双收。
据知情人士透露，某位曾经供职于大型券商的首席宏观分析师，与此案有诸多关联。此前该分析师曾经做过一系列国家宏观策略分析，并获得过宏观季度数据预测方面的奖项，然而案发后此人同样仅作为证人出现，并转投某知名基金公司，继续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另外，此人与伍超明、伍志文一样，同属南开校友。
铤而走险
作为金麦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伍志文必须对公司的经营负责，该公司主要从事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投融资业务、信托业务顾问、证券投资顾问理财业务、研究咨询业务，通过大类资产配置模型，根据宏观经济变化，为高净值个人客户和机构客户提供各种风险、收益相匹配的理财产品与服务。
同其他许多从事资管业务的机构一样，内幕消息带来的巨大收益会对公司的利润增长、客户口碑、企业形象等大有裨益，而通过传递国家数据信息，也会与其它机构形成更紧密的联系，增强自己在业内的地位。
据上述接近检察院人士介绍，有些犯罪嫌疑人通过和证券从业人员“合作”，将涉密宏观经济数据泄露给证券从业人员，利用证券机构从业人员指导其买卖股票牟取利益。
国家保密局副局长杜永胜曾经这样分析此类案件，涉密数据泄密案件背后都有利益驱动，例如通过参加证券机构举办的一些活动，比如讲座、恳谈会等，获取高额的讲课费用。
而业内人士则透露，虽然券商、基金会定期邀请一些政府官员、学者参加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也会有较高的讲课费用或者“车马费”，但是依靠这些会议取得真实可用的数据可能性很小。
这位人士表示，大多数情况下，会议及报酬只不过是金融机构维护政府官员以及学者良好关系的一种方式，“真正有用的信息价格非常高，而且更加精确，因为稍微有一点差错就会影响机构对市场的判断，从而影响收益。”
此次伍超明、伍志文等人泄露的国家秘密包括工业增加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全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等共计九种。
对于伍志文来说，上游有伍超明等人可以获取经济数据，下游有券商、基金公司翘首以待，中游自己或许也可从中分成，或许他本人没有直接进行内幕交易攫取暴利，但他在这个利益链条里的位置仍不容小觑。
由于中国市场政策主导性严重，对宏观经济指数非常敏感，所以对于基金公司或者券商来说，提前了解国家经济数据可以帮助他们精准地掌握或者操纵市场走向，在波动中大赚一笔。
例如，某基金公司提前10天就已经获得本应在当月20日公布的某项数据，并迅速建仓，在公布日期之前开始散布这一消息，给市场带来大量预期，当市场其他投资者开始追涨之后迅速减仓获得暴利。更重要的是，如果这家机构每次对市场的判断准确度都很高，其他投资者逐渐就会对其形成依赖性，“长此以往，就算有时候机构不是真的有宏观数据作指导，一样可以操纵市场”，前述业内人士称，宏观数据就是一块响当当的敲门砖。
所以，在获取国家秘密数据上，基金公司、银行及券商的自营部门面对真金白银有着更大的冲动，基于业绩、知名度、社会地位的考虑，手握重金的买方基金经理能从中获得极大利益。
相比而言，券商分析师或许并非主流，“将这些所谓的‘准确预测’写进报告的，无非是一些分析师为了让自己的能力和名气得到业内更多的肯定。”一位供职于某大型券商的研究人员表示，“在一场由内幕主导的市场交易中，分析师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获利也是比较少的。”
他表示，“真正靠这些经济数据在幕后赚大钱的人不会把数据拿出来公开讲，被调查处理的只是背后巨大利益链的一小部分。”
除了直接的利益交换，“以朋友、同学身份结成一个圈子互通有无，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许多人通过私下交流的渠道获得一些信息。”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有些在相关部门层级不高的人，例如领导秘书、综合处工作人员因为不是核心位置，受到的舆论监督较少，却又能经常接触到宏观数据，在圈子里很受追捧。”
伍志文是一名年轻的金融从业者，拥有着高学历，背负着极高期望，还有一家属于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曾经，围绕他的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却在2012年3月戛然而止，伍志文被北京西城区法院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
这个罪名让人不禁想起2011年那起引发诸多关注的国家经济数据泄露案。2011年10月，西城区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分别判处原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秘书室副主任孙振、原央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副主任伍超明有期徒刑5年、6年，二人均未上诉，这起案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起诉，而伍志文则是因此案获罪的第三人。
每月、每季度，国家统计局都会公布上一月度经济数据，这些牵动国计民生更与资本及金融市场紧密相连的数据，无意中成为某些人铤而走险“创造”财富的筹码。在这起案件中，一些券商、基金甚至银行的从业人员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接受过来自被告的经济数据信息。随着案件审理的推进，层层交织的环节交织成的一条充满诱惑和危险的灰色利益链条逐步呈现在人们面前。
炫耀的代价
检察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两项罪名起诉伍志文，法院一审却只判处“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罪名，检察院对该判决结果进行了抗诉，目前结果未卜，如果抗诉成功，或许伍志文的刑期将不止于此。
据接近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人士透露，伍志文从伍超明处获得国家尚未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19项，经鉴定为秘密级国家秘密事项；从私募基金经理李颖俊处获得国家尚未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11项，经鉴定为机密级国家秘密6项、秘密级国家秘密5项。
据《经济参考报》消息，伍超明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工作期间，于2010年1月至6月，违反国家保密法规定，将其在价格监测分析行外专家咨询会上合法获悉的、尚未正式公布的涉密统计数据25项，向证券行业从业人员魏某、刘某、伍某等15人故意泄露224次，伍某正是伍志文。
伍志文和伍超明同为南开大学校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2004年经济学院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的名单中，二人被共同列为南开十杰。更有传言称伍超明、伍志文有亲属关系，并称伍志文在担任今麦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职时，曾同时就职于某大型银行个人金融部，但目前从官方渠道已无从查证。
伍志文本人家境并不富裕，在学术上却颇有造诣。2001年，伍志文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南开大学金融系录取为研究生，研二时即凭借九篇核心刊物的论文成为硕士生当选“十杰”第一人，研三时获准提前一年由研究生转攻博士。
在此前南开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像伍志文一样连续四年获得“十大杰出青年”提名，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了论文30多篇，两次应邀到北大作报告，两次荣获“魏勋经济科学奖”，就房地产等重大现实问题撰写的内参报告，四次获得天津市政府和中央部委领导的批示和采纳。
货币与金融问题是伍志文研究的主要方向，但他曾向媒体表示自己虽然总在研究“钱”，却并不爱钱，婉拒过不少待遇优厚的企业项目，而专心致志做学问。“带着满身铜臭是研究不清钱的问题的”，而“有饭吃就行”也是他的口头禅。
伍志文展现于世的是一个清高务实、才华横溢、专注于学术的有为青年形象，然而现在他做出了与自己当初志向相反的选择，付出的代价则是锒铛入狱。
伍超明等人曾在案发后将自己泄露国家机密的动机归结为炫耀，“只是提前把经济信息用短信发给朋友、校友”，接受其信息的15名证人表示伍超明从未收取报酬，也未将相关数据用于不正当途径。
据上述接近检察院人士透露，伍志文后又将前述国家秘密事项以手机短信方式向蔡某、孙某、叶某等11人故意泄露累计达144次。据调查，这些人以此案证人身份出庭，本职工作普遍为券商分析师、基金经理或保险公司高管。
实际上，数据一旦被透露，就会不受控制地扩散，例如2008年7月，路透社曾经连续在我国宏观数据公布之前预测GDP和CPI涨幅，数据准确度惊人。去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1季度GDP同比增长9.7%，CPI同比增长5％，但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有媒体公布了同样的数据。
除此以外，部分大券商和一些大型外资金融机构也常常以其“精准的预测能力”受到市场的关注和追捧，可谓是名利双收。
据知情人士透露，某位曾经供职于大型券商的首席宏观分析师，与此案有诸多关联。此前该分析师曾经做过一系列国家宏观策略分析，并获得过宏观季度数据预测方面的奖项，然而案发后此人同样仅作为证人出现，并转投某知名基金公司，继续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另外，此人与伍超明、伍志文一样，同属南开校友。
铤而走险
作为金麦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伍志文必须对公司的经营负责，该公司主要从事投资银行及资本市场投融资业务、信托业务顾问、证券投资顾问理财业务、研究咨询业务，通过大类资产配置模型，根据宏观经济变化，为高净值个人客户和机构客户提供各种风险、收益相匹配的理财产品与服务。
同其他许多从事资管业务的机构一样，内幕消息带来的巨大收益会对公司的利润增长、客户口碑、企业形象等大有裨益，而通过传递国家数据信息，也会与其它机构形成更紧密的联系，增强自己在业内的地位。
据上述接近检察院人士介绍，有些犯罪嫌疑人通过和证券从业人员“合作”，将涉密宏观经济数据泄露给证券从业人员，利用证券机构从业人员指导其买卖股票牟取利益。
国家保密局副局长杜永胜曾经这样分析此类案件，涉密数据泄密案件背后都有利益驱动，例如通过参加证券机构举办的一些活动，比如讲座、恳谈会等，获取高额的讲课费用。
而业内人士则透露，虽然券商、基金会定期邀请一些政府官员、学者参加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也会有较高的讲课费用或者“车马费”，但是依靠这些会议取得真实可用的数据可能性很小。
这位人士表示，大多数情况下，会议及报酬只不过是金融机构维护政府官员以及学者良好关系的一种方式，“真正有用的信息价格非常高，而且更加精确，因为稍微有一点差错就会影响机构对市场的判断，从而影响收益。”
此次伍超明、伍志文等人泄露的国家秘密包括工业增加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全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等共计九种。
对于伍志文来说，上游有伍超明等人可以获取经济数据，下游有券商、基金公司翘首以待，中游自己或许也可从中分成，或许他本人没有直接进行内幕交易攫取暴利，但他在这个利益链条里的位置仍不容小觑。
由于中国市场政策主导性严重，对宏观经济指数非常敏感，所以对于基金公司或者券商来说，提前了解国家经济数据可以帮助他们精准地掌握或者操纵市场走向，在波动中大赚一笔。
例如，某基金公司提前10天就已经获得本应在当月20日公布的某项数据，并迅速建仓，在公布日期之前开始散布这一消息，给市场带来大量预期，当市场其他投资者开始追涨之后迅速减仓获得暴利。更重要的是，如果这家机构每次对市场的判断准确度都很高，其他投资者逐渐就会对其形成依赖性，“长此以往，就算有时候机构不是真的有宏观数据作指导，一样可以操纵市场”，前述业内人士称，宏观数据就是一块响当当的敲门砖。
所以，在获取国家秘密数据上，基金公司、银行及券商的自营部门面对真金白银有着更大的冲动，基于业绩、知名度、社会地位的考虑，手握重金的买方基金经理能从中获得极大利益。
相比而言，券商分析师或许并非主流，“将这些所谓的‘准确预测’写进报告的，无非是一些分析师为了让自己的能力和名气得到业内更多的肯定。”一位供职于某大型券商的研究人员表示，“在一场由内幕主导的市场交易中，分析师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获利也是比较少的。”
他表示，“真正靠这些经济数据在幕后赚大钱的人不会把数据拿出来公开讲，被调查处理的只是背后巨大利益链的一小部分。”
除了直接的利益交换，“以朋友、同学身份结成一个圈子互通有无，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许多人通过私下交流的渠道获得一些信息。”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有些在相关部门层级不高的人，例如领导秘书、综合处工作人员因为不是核心位置，受到的舆论监督较少，却又能经常接触到宏观数据，在圈子里很受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