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香港发表《回归十周年：香港联系汇率的运作及演化》报告
直击港元
中银香港6月14日发表香港联汇报告，指出港元的人民币因素问题已经不容回避，当局有必要及早检讨联系汇率制度，以便如实反映人民币因素在港元的价值。 该报告以《回归十周年：香港联系汇率的运作及演化》为题，就回归后港元制度的变迁及运作做出回顾。以一家有中国背景的银行而言，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时期发表报告极度敏感。资料显示，中行过去曾在2002年本港经济陷入低谷时，直指联汇制度的不恰当，当时就引来金管局的严正回应。
该报告指出：
“回归10年里，国际经济和金融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市场也发生过数次大的动荡，联系汇率因此经历了风风雨雨，备受考验。在复杂动荡的环境里，特区政府始终如一毫不动摇维护联系汇率制度，除了应因环境的变化，及时地检讨、改进和优化货币发行局制度外，还应该从经济政策、财政安排、社会舆论等多方面配合保护港元联汇制的稳定。
从港元运行图可见，联系汇率的运作总体平稳，除个别特殊原因外，港元基本上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尤其在不同阶段确立兑换保证后，港元汇率基本在兑换水平或区间波动。如果以兑换保证不同阶段的确定为准绳，回归后10年里联汇制的运行可分为三个阶段，而由于兑换保证的有无及性质不同，联汇制运作的平稳形态也有较大差别。
在7项措施实施前(港府在总结金融风暴经验教训后，于1998年9月5日推出《完善货币发行局七项新措施》)，由于未建立明确的兑换保证，港元汇率的波动区间相对较广阔，联汇制的平稳主要靠市场干预，这可称为第一阶段。
7项措施确立了兑换保证，但只是弱方单向保证。前7个月兑换汇率为7.75，99年4月1日始兑换汇率每一交易日上升一个点子，经500个交易日，兑换汇率回复至7.8。建立单方兑换保证后，港元汇率基本上贴近一个固定水平运行，先是在7.75，随着兑换汇率上升至7.8后，港元汇率又基本贴近7.8。这种形态一直维持到2003年9月大量国际资金涌港，促使港元汇率上升为止。这可看作是第二阶段。
在第三阶段，强方兑换保证7.75得以确立，又下移弱方保证至7.85，形成了双向保证区间7.75-7.85，而港元汇率的运行区间也由此扩大，不再如第二阶段只贴近于一个水平。由于自2003年9月后，人民币升值带动资金入港，港元汇率随人民币NDF的上升而上升，因此期间港元汇率以偏强为主。进入07年3月份后，由于利率套息活动频繁，港元开始转弱，汇率运行偏向7.80弱方水平。
联汇制的稳定，维护和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平稳发展，并有力保障香港经济安然过渡各种危机。正是在稳定的货币环境下，香港经济能够在非典型性肺炎(SARS)后迅速复苏，并在中国经济推动下快速增长。
近年来香港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对联系汇率的运作产生深刻影响。以2002年底人民币不交收远期合约由溢价转为折让为标志，人民币由长期积弱的货币变为对外价值稳步上升的强势货币。正是以不断承受升值压力为象征的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冒升，深刻影响了联系汇率制度的运作，使港元机制隐含的人民币因素问题提前显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港美利率偏离长期化。在由国际经济格局变动决定的人民币升值而引发的热钱冲击下，联汇制固有的利率套利功能明显弱化，港美利率由同步同向变动的固有模式，逐步出现了同向但不同步，甚至既不同步、又不同向的变动，即一定程度相互背离的奇特现象。而且港美利率不一致甚至背驰，令港元运作一再受影响的现象将反复长期存在。
二是港元价值形成渗入人民币因素。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港元成为人民币的资产替代，联系汇率随人民币NDF折让上升而上升，港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民币预期走势的一种反映。在人民币长期处于上升轨道，且仍未实现自由兑换，以及资本流动受控下，港元货币运作受人民币及热钱主导的状况将会持续发生。
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内地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功能新发展的需要，人民币汇率制度于05年7月实行了改革，与此同时内地亦加快资本项下的可兑换，并在银行和外汇管理体制实行一系列相应的改革配套措施，为下一步人民币实行可兑换及进入国际舞台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础。随着内地经济金融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人民币有望加快实现自由兑换，届时将对香港金融体系尤其是联系汇率的运作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总之，随着两地经济、金融关系的进一步强化，货币功能的步步渗透，港元的人民币因素问题已不容回避，当局有必要及早检讨联系汇率制度，研究港元与人民币的相处之道，探寻以什么形式反映人民币因素在港元的价值和利率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确保港元货币制度的正常运作，促进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