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通货膨胀应适可而止

央行针对通胀，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手段。殊不知，我国企业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资本供给的严重不足。本轮通货膨胀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因此，通货膨胀的对策也必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寻找。中国反通货膨胀的力度应该适可而止，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转向支持经济较快速度的发展

本轮通货膨胀的背后

谁受益，谁受害？

世界性通货膨胀的直接成因是国际市场上农产品、原材料和能源的供不应求。最近几年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所谓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国际市场上需求旺盛的重要原因。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导致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大幅度上涨的边际增量需求，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能源的情况差不多，中国进口的能源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消耗在最终出口到国际市场的产品上。因此，如果过分夸大中国需求在国际市场总需求中的比重，试图通过减少中国的进口来减少国际市场的总需求，缓减国际市场的价格上涨压力，其效果是有限的。

另外，有关农产品涨价的问题，需要看清楚究竟是谁从全世界的粮荒和农产品涨价中得到了好处？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中国，而是那些粮食生产、储备和出口大国，那些一直为农产品价格补贴打得不可开交的国家。因此，国际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主要的决定因素决不是中国的国内需求。而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谁受到的伤害最大？显然，新兴经济所受到的伤害最大，中国和印度首当其冲，其他新兴经济体由于其经济整体力量薄弱，受到的伤害可能会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这些新兴经济被发达国家视为强劲的潜在竞争对手，必欲加以削弱和打击。发达经济的原材料、能源的含量相对较低，高科技、深加工、服务业十分发达的产业结构可以有效地缓冲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因此，原材料能源价格的暴涨将帮助发达经济重新巩固其国际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美国输出通胀

如果机械地照搬经济学理论，很容易把目前的通货膨胀误认为是人民币现象，并在人民币货币政策上寻求对付通货膨胀的解决方案。其实，要充分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的今天，如果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也是国际上主导货币的现象，也即美元的现象。应该对此次世界性通货膨胀负主要责任的是美元和美国。

为了对付次贷危机，美国增加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财政支出，直接干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无限制地提供流动性，无节制地印制美钞，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利率，让美元大幅度贬值。美元泛滥，必然导致以美元形式存在的巨额外汇储备大幅度贬值，以美元计价的所有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在所难免。美国在次贷危机中表现得很“无辜”，看起来像是受害者，其实，美国是次贷危机的唯一受益者。这是因为，次贷危机让全世界的投资者和储户为赖账的美国家庭买单，他们巨额亏损的对等物就是美国人的住房，美国土地上的建设和此前美国人的就业和收入。

美元泛滥与我国通货膨胀之间的传导，是通过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实现的。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运用得好，是帮助我们渡过通货膨胀难关的资本，运用得不好，是我们承受国际资金巨大冲击的祸害。

失调的社会和环境政策

当前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特点，从如下两个方面得到了明显的强化。首先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应当提高，应当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但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应该允许中西部地区循序渐进，并以此推动产业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然而，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提高是“一刀切”，在使东部企业的成本大大提高的同时，不仅没有促使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而是把企业逼到了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

另一类成本上升对于企业和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也不可忽视——企业的社会负担增加了。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成本大大提高，税负实际上重了很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应该是帮助和推动企业提高效率，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但这需要投入和投资，需要降低企业的负担，营造有助于企业通过节能减排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的机制、政策和环境。如果以牺牲经济增长、企业竞争力以及老百姓生活质量为代价降低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这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对通货膨胀的正确措施应当是从税收甚至直接的财政支出方面帮助企业更新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不是增加企业负担，迫使企业不得不减少投入和投资。

该如何应对通胀

祸福相依

通货膨胀历来就是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机制，此轮通货膨胀的财富再分配涉及的范围更广，金额更大。美元贬值对于美元负债国来说是巨大的收益，对于美元储备国来说就是巨额的损失。原材料能源的价格上涨，为其生产国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但对于美国来说，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削弱中国的实力，打击中国的经济，即使直接利益都给了石油输出国，同样具有重大的战略利益。

受原材料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影响最大的是初次加工的产业结构，中国首当其冲。如果这次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继续恶化，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危机。危机首先出现在经济力量最薄弱的国家或地区，然后会是一些一定程度发达的经济，最后甚至会拖累一些发达的经济体。到时候会有一股强大的国际性的求变力量出现。我们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虽然经济发达程度不高，但有能力坚持到最后。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此次通货膨胀的结果对我们反而有积极的一面，我们的产业结构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国际竞争力会得到加强。

现在的产业链格局是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端强势，最终消费者强势，中间加工企业弱势，结果是我们的制造业既受制于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又受制于产品销价无法上涨。如果经过这一轮通货膨胀，我们在制造业中的竞争对手被削弱或者淘汰，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得到强化，那么我们对上游和对最终消费者的相对弱势地位就有望得到改观，与之相应，我们的利益也能得到有效维护。

我们面临的国际粮价、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的上涨恐怕不是短期的过渡性现象，不要寄希望于借助强制性的价格管制政策躲过通货膨胀的高峰期。因此，要做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价格涨幅较高的思想准备。

既然如此，企业要想办法增强对于价格上涨的容忍程度，要适应接受4％～6％，甚至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至少对于近年来说，不能自囿于4.8％的通货膨胀率。其实，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是以高通货膨胀为代价，相比较其他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经济，我国的通货膨胀是控制得最好的。

采取有区别的利率和信贷政策

我们以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付通货膨胀，着眼点在于改变经济中过剩的“流动性”。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责任不在于货币政策不够紧，不在于中国的央行。如果说货币管理上有问题，也不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上，而在于事实上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换成的巨额人民币上，这其中有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属于投机资本，掌握在资本玩家的手里。

在国际热钱大量涌入的时候，提高人民币利率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存款准备金率管得住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但管不住存款人随时提款。因此，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管不住投机性热钱，却大大限制了对于工商企业的贷款，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贷款。

如果不区分由财务投机资金引起的所谓流动性过剩与企业经营必需的资本供给，没有运用可以区别对待的政策手段，那么消除流动性过剩的政策必然导致正常资本供给的严重不足和生产系统的瘫痪。我认为，我国企业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资本供给的严重不足。

因此，我建议采取有区别的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从利率水平来讲，稳定甚至降低企业的存款利率，提高居民个人的存款利率，适当提高贷款利率。从工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目前实际支付的利率水平来看，他们承担的利息成本远远高于名义上的官方利率，因此贷款利率存在上调的空间。从贷款的角度来看，严格限制国有经济的长期投资贷款，特别是要严格限制非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型项目贷款，增加企业流动资金的贷款，增加中小企业的贷款，特别是要保证就业人数多的中小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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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价格管制，还原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既然此轮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不是短期现象，就要较长期地应对考虑。价格上涨压力的及时释放，有助于缓解日后的通货膨胀压力，有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反之，强制的价格管制，即使不考虑对于经济运行机制的破坏，单单从对付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最多也只能把涨价压力往后推，压低当期的价格指数水平，为后续价格更大幅度的上涨埋下隐患。

提高能源价格就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但与这样的决策相配套的，应该是允许下游企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如果在提高上游能源价格的同时保持对于下游产品的价格管制，并且乘机取消原先对于能源企业的财政补贴，很容易让人误认为能源价格的调整不是为了推进价格机制的改革，而是为了转嫁财政负担，把下游企业逼向更加困难的处境。如果不能消除这种误解，能源价格管制是错误的，调整能源价格就是错上加错。

从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涨、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是大势所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农产品和食品价格的提高有利于粮食供应的增加以及食品质量和安全性的提高。相反地，如果强制实行粮食限价收购和限制农产品价格，会严重打击农民的积极性，损害农民利益。因此，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大势所趋，合情合理。

运用财政政策，调整收入和需求结构

从紧的货币政策应当适可而止，更有效的政策应该是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政策调整需求的结构。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最大隐患是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调整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分配结构。

从投资角度看，我们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数据，但可以用上市公司的数据。

数据表明，国有控股企业资本性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性支出，资本性支出的增长速度与国有股份的比例成正相关。

如果我们考虑到如下几个因素：第一，国有持股50%以下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东为相对控股（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超过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第二，政府支出中给予非上市国有企业的大量投资没有统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中；第三，非上市国有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相对便利；第四，非国有的非上市公司的投资资金来源极其困难，因而投资金额相对很小，那么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中国经济中投资需求的主要增长因素来自于国有企业。要控制投资需求的增长，关键不在控制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如果一项旨在控制投资需求的政策没有控制住国有企业的投资，而是控制了中小企业的投资，那么这项政策不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严重伤害很多中小企业，破坏就业，破坏供给，加剧通货膨胀。

打破人民币升值预期

通过人民币升值缓解输入性的通货膨胀，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也是比较经典的对付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对策主张。然而，如果考虑到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出口困难，中小企业面临的破产风险，我们就不能采用本币升值的反通货膨胀方式。原材料能源价格的翻番上涨，绝对不是货币升值可以缓解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出口企业因为美元贬值面临的出口困难将会因本币升值而恶化。因此，对于面临成本上涨和出口价格受压的双重困境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打破人民币升值预期，甚至更进一步启动人民币温和贬值、美元温和升值的过程。以人民币贬值改变企业出口越来越困难的局面，打破美元不断贬值对于我国出口的制约；以外汇储备支持能源和原材料的获取以及用于国内消费的进口，抵消人民币贬值造成的进口价格上涨和国内产品的价格上涨压力。一旦打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就有可能结束国际投机热钱的涌入，并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外资的流出。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执行外汇管理制度，有序地控制外汇储备的减少。

通货膨胀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国家能够解决得了的。因此，通货膨胀的对策也必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寻找，在与美国的协商和互动中寻找。如果试图依靠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对付通货膨胀，效果一定是有限的。而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单方面的、超出自身经济承受限度的努力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我国的经济竞争力，损害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因此，中国反通货膨胀的力度应该适可而止，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转向支持经济较快速度的发展。

中小企业困境是短期危机，还是改革发展模式的错误？

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最大的是中小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也是中国企业中的“边缘企业”。任何一个紧缩的政策，首先就紧缩到它们头上。缩减银行信贷规模，假如缩减5000亿元，我相信至少4000亿元缩减在中小企业头上，而这4000亿元的就业密集程度是最高的。现在，很多中小企业连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流动资金贷款都得不到，挣扎于破产的边缘。运气好一些的，借到月息高达超过5%的民间融资，显然也是饮鸩止渴。长三角的民营经济，珠三角的港澳台资企业，山东的韩资企业，全中国广大的中小企业，其经营状况大多十分困难。

相反地，大部分的优惠政策首先不会落到中小企业头上，只有优惠的范围和程度足够大，才能够享受得到那么一点点，因为他们是“边缘”的企业。假如增加5000亿元贷款，估计有个1000亿元到中小企业就很不错了。要创造足够的就业，要改善民生，必须有大量的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足够力度的经济扩张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的内在特性就要求我们的经济政策带有扩张性，经济运行要偏热，而不能是中性。除非我们能够做到在金融信贷和其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真正把中小企业的发展摆在战略优先的地位。即使在2006年和2007年这样非常有利的资本市场环境下，融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其实并不缺钱，或者用钱效率低下的国有大型企业。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一次融资就能够达到五六百亿。要知道，中小企业板所有246家上市公司的首发融资总规模也不过800多亿元。在改善民生、增强经济活力上，难道246家中小企业也没有一两家国有大型央企重要吗？

今天，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困难。有些人认为这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好事情。殊不知，这么多中小企业关门倒闭，将在设想中的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到来之前，就会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如今中小企业面临如此巨大的困难，有相当一部分面临倒闭的厄运，我们不能不问：这到底是当前经济政策引起的暂时现象，还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途径和模式的内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