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助借记卡,外资银行正跨过人民币业务的最后藩篱
“洋卡片”来袭
对于试图向中国内地富裕人士提供服务并从中赚取佣金的外资银行来说,跨越“最后一公里”的时间似乎有些长:从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限制消失到承载这一业务的人民币借记卡正式发行,足足用了十八个月。
2006年11月,43岁的香港人林志民从东亚银行大连分行来到上海时候,并没有想到这张小小的卡片竟会引发一番旷日持久的讨论。当时,在林志民的工作计划中,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筹备与人民币借记卡的规划是同时进行的,在离正式转制还有近半年的时间里,筹备一张借记卡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事情。在他的设想中,2007年4月份转制完成一两个月后,客户便应该能够拿到东亚银行的人民币借记卡了。不过进展并没有预想中顺利,直到今年5月27日,印有中国银联红、蓝、绿三色标识的东亚银行借记卡才正式亮相。
即便如此,东亚银行仍然在首批四家外资法人银行中拔得头筹。7月24日,渣打银行成为第二家人民币借记卡的外资发卡行,而一周以后的7月30日,花旗也正式推出自己的人民币借记卡。“现在的发卡数量比我们预期好。”现任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林志民对《环球企业家》表示,由于发了借记卡,很多新客户主动跑去找客户经理开卡。
如果将获得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许可看做是外资银行跻身中国市场的第一张牌,那么借记卡便是将其带向更多消费者手中的通行证——在偌大的中国,仅仅靠几十个集中在东南沿海或内地大城市的经营网点显然不足以带来令人满意的生意。
艰难诞生
在获准发行借记卡之前,客户要想在外资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只能通过账户和存折,而中国银联的最新公布的统计显示,刷卡消费占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21%,没有借记卡的外资银行便如同没有了同中资银行赛跑的双腿。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07年5月底,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结束后,外资法人银行发行符合中国标准的人民币银行卡会被视作是这次对话的重要成果。与东亚银行一样,渣打银行也早早成立了一个“银行卡团队”,进行各项工作的筹备。
就在各家外资银行都认为好事将近的时候,借记卡的发行却遇到了法律瓶颈。在监管部门看来,外资法人银行要申请开办银行卡业务,必须按照相关规定受理和审批,但直到如今,与之最为相关的《银行卡管理条例》仍然没有出台。眼看着已经打开的大门却无法进入使得外资银行心焦难耐,“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去年下半年。”林志民回忆说,那段时间各种关于放开的消息甚嚣尘上,一切都很不明朗。这种情况下,他和另外几家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在这段时间做的最多的就是同各个监管部门沟通。“借记卡对外资银行这是一个很热点的业务,为什么要等着条例出来才能发卡呢?”
直到2007年12月,监管机构最终同意外资法人银行参照中资银行的借记卡标准发行,但唯一的条件就是人民银行明确提出要把数据库和核心系统搬到大陆。这使得各家外资银行再次面临一番权衡:搬运并搭建数据中心的投入起码是千万元以上,而外资银行的借记卡若发行,其主要目的仍是扩张服务网点,在中间业务上远不如中资银行服务多样。为此付出的成本是否值得?而对于一些数据中心在香港的银行来说,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在这种要求下,监管环境同内地完全不同的香港到底算不算中国境内。
作为获得发卡资格的唯一一家港资银行,东亚银行在其间再次起到了撬动市场的作用。在新的发卡条件颁布后,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迅速同意在上海为内地法人银行新建一座数据中心。五个月后,东亚银行顺利成为首个发放借记卡的外资银行,而这一举动也最终迫使其余几家银行将数据中心转移到内地。
与中资卡相比,外资银行卡的功能目前仍限于存取款和消费,但与中资银行卡功能多数较为相近的整体特征不同,目前已经发卡的三家银行都巧用心思,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服务。渣打的智通卡订制卡除可在卡片上印有客户的姓名外,还可享受一套复杂的集成积分体系所带来的回馈。此外,客户如果在领卡时同时申请小额无担保贷款,便可透支消费,颇具部分信用卡功能。而花旗银行则在上海推出了借记卡的手机支付服务,客户可以通过手机缴纳电话费、购买商品并缴费公用事业费等。同时,对于经常往来于香港和大陆间的持卡人来说,外资银行的借记卡在具有银联标志的ATM机上取款,手续费通常比中资银行便宜一半以上。
尽管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外资银行借记卡的发行并不能改变现有的市场格局,中资银行仍然具有强大的网络优势,但可以想见的未来是,两者之间的短兵相接将愈演愈烈。而在渣打的借记卡发卡仪式上,渣打中国区首席执行总裁曾璟璇则表示,“已经递交了信用卡的发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