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要有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以及政府的支持
呼唤中国创意阶层
中国能否从低成本制造跨越到国产高科技的生产----这一点迫在眉睫—--将取决于它能否培育出创造力和创新力，这二者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幸运的是，最近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对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世界设计大会---国际设计界的第一盛事—于10月份第一次在北京召开。
李丹阳，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是大会的发起者之一。他告诉我，他希望这次大会能够吸引世界级的设计师到这里工作，帮助中国的公司生产出更具经济竞争力的产品。官员们现在也在谈论着让北京成为一个世界设计中心。
但是，要让这成为现实，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将必须做出一些显著的变化。
人们总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实际上，更为精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创造的时代。看看任何一个领域，我们会发现，领军的公司都是具有创造力的公司。
创新是新的竞争优势，尽管许多中国企业似乎在忽视这一点。富于创造力的人是新兴经济时代中的巨人，而没能向创造经济成功转变的地区将会落伍。
但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科技和工业活动是与艺术和文化的创新紧密相关的。换言之，创新要有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以及政府的支持。
在美国，高科技公司总是倾向于在某些城市扎堆出现，比如旧金山湾区和西雅图。这是不足为奇的。对于弄潮于知识时代中的现代公司而言，靠近创新人才是关键。
而且这一趋势对城市吸引投资的方法也有影响。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减税或者兴建新基础设施（比如新的桥梁和道路）的问题了。今天，那些繁荣的城市之所以有好的表现，不是因为商业园区，而是因为创新人才选择住在这里。因此，如果我们能吸引创新人才，我们便能吸引到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
创新并不仅仅依存于经济的基本面。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需要社区中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刺激因素，这些因素在创新的产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渴望繁荣的城市必须学会如何创造创新人才所欣赏的社区类型和生活方式。
无论你相信与否，能够吸引创新阶层的恰恰是那些生活中小的方面—热闹的街头文化，户外的活动，甚至是一个有趣的音乐圈子。一座城市外观上的景点---体育馆、现代购物中心、高高耸立的建筑以及人工痕迹明显的娱乐场所---对新兴的创造阶层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创意阶级的崛起》一书的作者理查德·佛罗里达采访了世界各地的创新人才，以找出在一座城市中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他发现，这些人喜欢多元化、包容、思想开放的地方。
佛罗里达还发现，由于创意工作主要是脑力的、案头的，创新人才喜欢在工作结束后做一些体育运动。相比观赏性运动，这些人—哪怕已是人到中年—更喜欢主动性运动。他们喜欢户外休闲活动，如果一座城市非常便于进行这样的活动，往往会吸引创意人才的到来。
今天的创意人才还喜欢地道的街头文化，活跃在城市中的咖啡馆、书店、剧院、街头表演、小画廊、餐厅是这种文化的共同组成元素。人们可以在这样的地方与艺术家和表演者交往。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环境促进创造性思维。街头文化还提供了它社会的一面，人们获得与形形色色的人见面的机会，与他们交谈，听取他们的想法和经历，这些反过来都可以滋养一个人的才能。
北京最有趣的地方之一，是它不断丰富的街头生活，但不幸的是，中国政府官员对此还未充分理解。以希福（音）为例，这是我的一位才华横溢的残疾人朋友，他用自己的双脚作画。他不断在公共场所受到驱逐—而这也是所有街头艺术家通常面对的情况。去年我在纽约，这座城市地铁系统中各具才华的人令我大为惊喜—有无伴奏歌手、踢踏舞者、古典音乐家，等等。这种地下文化的存在大大增加了纽约的魅力。
夜生活也很重要。据一项针对创意人群的调查，1/3的受调查者称夜生活是他们选择何处居住和工作的一个因素。但吸引人的主要地方并不是大的酒吧或者舞蹈俱乐部。创意阶层喜欢更为私密的场所—小的音乐俱乐部和咖啡馆是最受欢迎的地方。对创意人群来说，小即是美。
真实是另外的一个重要因素。创意阶层对“真实”的看法是要原汁原味，他们会避免创造那些人工群落。许多城市都有着有趣的遗产和美丽的建筑，这绝对是吸引创意人群和技术人群的一个有利因素。
一个城市不应被迫拘泥于过去，但也不应完全牺牲自己的遗产。有的城市成功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找到了美妙的平衡点，这样的例子不少。
用历史遗产让自己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在这方面都柏林是一个完美的例子。都柏林首先致力于通过向艺术家提供鼓励因素来吸引创意人群。随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座城市本身，并花大力气修复了都柏林的历史遗产。Temple Bar酒吧区是文学巨匠詹姆斯·乔伊斯和塞缪尔·贝克特曾经光顾的地方，一组颇具才华的年轻建筑师齐心协力，为这里恢复了远期。今天，这个由酒吧、咖啡馆、餐馆和住宅所构成的区域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避免修复工作将这片区域变成一种欧洲迪斯尼式的存在，而这正是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在粗陋的工作中都会犯的一个错误。
在这方面，北京当地的官员仍然没能理解这个概念。以最近重新整修的前门大街和周边的胡同为例。这里原本是一个悠闲漫步的好去处。而整修后的样子看上去就像某部清宫戏的廉价布景，现在只能吸引中国国内的游客。大山子艺术区不断面临着被破坏的威胁，而一些最受欢迎的餐馆和商店都是坐落在老房子的庭院里，它们现在已经成了北京的濒危物种。
佛罗里达描述了具有自己“声音认同”的城市，说的是某种别具一格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与当地的乐队和俱乐部联系紧密。比如芝加哥的布鲁斯，底特律的摩城音乐，西雅图的垃圾摇滚，以及新奥尔良的爵士乐。佛罗里达说，很难想象一个重要的高科技地区没有自己的声音认同。他向城市提出建议：支持当地的音乐圈子与投资高科技产业或者建造市区购物中心一样重要。不幸的是，北京的当局更有可能取消而不是支持一个摇滚音乐会。
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研究者一起，佛罗里达研究出了他所谓的波西米亚指数，衡量的是居住于某一地区的摄影师、作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舞蹈家等等的数量。这个指数做出的预测准确得令人惊奇，据它显示，在排在波西米亚指数前20位的地区中，有12个地区名列美国高科技地区的前20名之内。这有力地证明了活跃的艺术文化氛围与创新及经济增长间的联系。
多元化也是创意人群寻找居住地时看重的一个特点。各个城市必须让各种创意人群感觉到进入社区工作很容易，而且自己是受欢迎的。今天，成功的公司正在积极地雇佣那些曾被视作非主流的人—当前，正是这些人处在了创新的最前沿。正如理查德·佛罗里达所说，多年前，假如旧金山的硅谷地区没能欢迎像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那样的“怪人”，那么这个地区就不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这种开放是美国式成功的标志。这也是那些强调同质性的国家—比如日本—经历经济下滑的原因。
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对移民的开放。由于这一人群对冒险和新事物的喜好，他们早已成了企业才能和创新能力的源泉。在硅谷，1/4的人以及1/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是在国外出生的。硅谷新成立的公司中有大约25%是由刚刚来到美国的人创立的。
而这又是中国的一个落后之处。中国的公司基本上仍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我想不出任何一个具有显著的国外人员构成的中国公司。
新加坡是一个意识到吸引全球人才重要性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一个名为“联系新加坡”的中英双语的网站（www.contactsingapore.org.sg/），旨在帮助这个城邦吸引外国的人才。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成功的公司都是那些创造新的工作环境、使其更适于创新的公司。其中最好的例子之一便是韩国的三星，他们通过设计实现品牌价值和市场份额最大化，为此《商业周刊》一年前称其为“行业典范”。这一切的开端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李健熙主席拜访了洛杉矶，发现与竞争者相比，三星相形见绌。回到国内后，李健熙命令他的经理减少对节省成本的关注，而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独特产品的生产上。
为吸引有才华的年轻设计师，该公司于1994年将设计中心从令人昏昏欲睡的首尔郊区搬到了市中心。同一年，三星雇佣了IDEO—一家美国设计公司—帮助他们设计一些高科技产品。一年后，他们设立了三星创新设计实验室，这是一个公司内部的学校，在这里，设计师可以向来自加州帕萨迪纳市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美国最为顶尖的设计学校之一）的专家学习。
公司将自己的设计师送到像埃及、印度、巴黎、法兰克福、纽约和华盛顿这样的地方参观博物馆、现代建筑和文化遗迹。2003年，三星开始向海外输送设计师以汲取不同行业的经验，比如时装公司、化妆品公司和设计咨询公司。其目的是让三星设计师顺应其他行业的潮流。他们还在伦敦、洛杉矶、旧金山、东京和上海都设立了设计中心。
三星先进的管理方式能使韩国保守的传统思想不至于妨碍创造力的发挥。设计中心扬弃了着装要求，根据《商业周刊》的报道，有些年轻雇员将头发染成绿色或粉红色。更重要的是，设计师们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他们不仅能影响产品外观，还能影响产品性能。
这种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三星现在拥有了一批出色的设计师，正如《商业周刊》总结的：“三星成功地将设计的重要性植入到公司的DNA之中。”
在当前的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的制造商正面临着价格优势的急剧萎缩，这要求企业和政府开始更多考虑设计和创新。
要使中国的公司建立明显优势、保证中国经济的继续迅猛增长，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