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返乡潮纪事

2008年12月12日，一个阳光迷蒙的南方下午，当本刊记者在熙熙攘攘的广州火车站遇到这一对兄弟时，他们为了省钱，已经从早上开始没有进食，试图用不停的相互交谈来忘掉饥饿。中国每年有1.3亿左右这样的农村外出务工者，他们甚至都有相似的名字，普通并让人难以记住─这对兄弟，哥哥叫张军，弟弟叫张明。

失去在东莞的工作后，兄弟俩决定提前返乡。经过简单交谈，他们同意让本刊记者与之一道同行，踏上漫漫回乡路。他们的家乡在1400多公里之外的湖北省枣阳市陈升镇罗寨大队，本刊记者和他们一样只买到了站票，83元。

2008年10月之后，曾经沸腾的中国产业经济突然沉寂了下来。对于已经习惯10年来GDP两位数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如此突然的逆转让整套体系都受到了猝不及防的冲击。工作的艰辛，对于支撑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农民工而言不算什么，真正糟糕的是，现在就连这样的低收入工作岗位都保不住了。

很多人都是中国玩具、纺织和塑料这类行业严重低迷的牺牲品。率先感受到寒意的中国沿海地区密布的众多出口企业开始接连倒闭或停产，海关部门最近公布，在其跟踪的约3600家中国玩具出口商中，约有一半在2008年前7个月被迫退出了这一市场。坏消息看来是一个接一个。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多个部门的调查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农民工提前返乡的人数已经达到近1100万之巨，接近外出农民工总量的9%。张明张军兄弟所属的湖北省劳动部门统计，年底前已有100万像他们这样的农村外出务工者非正常返乡。

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怀揣着不多的金钱和破碎的梦想就此登上拥挤不堪的火车。12日16点左右，开往湖北襄樊的2174次列车开始检票。张军拖着一个大号行李箱，张明拎着一个红色编织袋，两人不断往队伍最前面挤去，通过检票口的一刹那，他们即闪电般地奔向列车，跟在后面的上千名农民工大包小裹，肩扛手提，同样飞奔而去。

张军张明兄弟是第一批闯进7号车厢的人，他们以最快速度安置好自己的行李，然后占据了7号车厢的洗脸间。在接下来的19个小时的乏味旅程里，这里将成为他们不错的休息之所。

定员约为1000人的列车很快塞进了至少1500人，车厢内马上变得水泄不通，秩序混乱，空气也似乎混浊起来。由于票价便宜，广州—襄樊的2174次列车是湖北无数打工族回家的最优选择，几乎称得上是“民工专列”。每年春运期间中国铁路为此所发送的人数相当于完成类似波兰这样的国家的一次整体人口迁移。

造成这一热潮的原因可追溯至1984年，当年1月，中国开始有限制地允许农民进城务工。而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地方政府启动的一系列包括户籍在内的配套政策改革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热潮，当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即突破8000万。这波离开土地的“城市化”潮流背后的推手很简单，那就是：机会。不过，“城市化”影响的不仅是城市，当新的外来务工人员挤满一座又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留在其身后的村庄则陷入了更深的沉寂和空旷。

长期以来，中国迸发的经济活力有效地缓解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如今，中国经济正在经历30年来最严峻的一次低迷期的洗礼，由此引发了令人担忧的新一轮失业潮。历史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国企重组浪潮曾造成大规模的工人下岗，使得在1998年至2001年间，每年的下岗工人数达到了700万至900万。阵痛犹新。

失业打击的是类似张军张明这样的新一代青年农民工，他们占中国农民工总数的2/3以上，约达8300万人。很多观察人士担心，这些年轻的失业人群将有可能对中国社会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土地本来是经济不景气时农民唯一可以依靠的资产，但事实上，那种与土地紧密依附的生活方式已经濒于死亡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不再掌握种植的技能，而且长期的城市生活已经让他们不太愿意留在农村。

与“第一代”农民工多在建筑、餐饮、卫生等服务行业打工不同，这些年轻农民工多在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就业，除了户籍之外，已经难觅其农民身份的影子。28岁的张明个头不高，外表羸弱，他穿着白色衬衣，并不时拿出自己的新款金立手机来玩，这款手机可以摄像、发彩信、玩游戏和下载最新的MP3歌曲。兄弟俩早上从东莞出发时，丢弃了许多生活用品，各自只带了一件行李。“背着大包小包上路太丢人了。”张明说。

16点22分，2174次列车缓缓驶出广州站。张明仍在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在东莞的光荣与梦想、兴奋与无奈。从18岁离开家乡南下开始，他已经从一个木讷的农村少年成长为一家工厂的基层管理人员，10年来，这还是他第二次回家过年。窗外的南方景色迅速向后退去，他甚至并没有认真地看一眼这块可能很快将他遗忘的土地。而在前方，他们的家乡，正因为他们的归来而迎来一次变革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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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东莞

过去10年间，张明把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东莞，并在这里结婚生子。他工作的东莞塘厦镇协盛玩具厂是一家中等规模的玩具厂，主要生产火车、汽车等仿真车，产品全部出口，远销至瑞典、美国和墨西哥等海外市场。

2008年9月，这家工厂开始大幅减产裁员，所有的基层管理人员都被找去谈话，部分要求暂时离职，2个月后如果情况好可再回来工作，张明就是其中之一。

离职？得到被辞退的消息，张明十分震惊。他很快意识到他为之打拼了10年的这个企业最终还是把他抛弃了。张明曾经在这里野心勃勃，并一度十分风光。

张明所在的总装线车间共12条生产线，他管理着其中一条。由于工作努力，张明逐渐得到高管的信任，几乎每年都是优秀员工。他最辉煌的时候曾经帮助部门主管管理6条生产线，近300名员工，差不多扮演着一名中层管理人员的角色。

张明清楚记得自己站在领奖台上对着台下上千名员工发表获奖感言的情景，这让他的自信心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尽管只有初中学历，多年的工作经验已让他成为玩具生产的内行。

然而，在全球经济衰退到来之时，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对张明来说，失去工作就意味着他必须离开东莞这个城市。彼时东莞的玩具企业如江河日下，要找到一份同样的工作太难了。

他一直怀疑自己失去工作的原因，除了市况不好外，接近10年的工龄也是重要因素。按照中国在2008年出台的新《劳动法》，每个企业必须与工龄达到10年的员工签订长期合同，并在裁员时给予补偿。张明多次与工厂高管谈判，要求给予15个月的工资补偿，对方没有接受他提出的任何要求，只是安慰他，只要工厂恢复大规模生产，随时可以回来上班。

这简直就是奢望。随着国际市场陷入更深的泥淖，这家玩具工厂更加难以接到订单，一个月以后，张明的妻子也从这家工厂离职了。“由于没有订单，工人放假，即使呆在那里也是浪费时间。”张明说。

站在人声嘈杂的列车上回忆过去时光的时候，张明没有流露出伤感。越来越明显的失业潮让他对自己的遭遇逐渐释然。

他不止一次回忆起10年前第一次来到广东打工的情形。1998年初中毕业两年后，张明执意要到南方闯荡。当时家中十分贫困，靠着借邻居家粮食然后变卖，才凑足去广州的费用。那一天，寒风刺骨，张明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几乎一无所有、一无所知地登上了开往珠三角的列车。

在同乡的介绍下，张明来到协盛玩具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那时全厂只有500人，而到2008年时已发展到2000人。他最喜欢对别人讲述这家工厂老板的传奇故事，这成为激励张明在珠三角落地生根并有朝一日独自创业的兴奋剂。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词是“人性化管理”，认为自己洞悉了管理的本质，并在生产线上展开实践。

东莞塘厦镇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本地人口4万，外来人口高达50万。在住集体宿舍时，张和同伴们每个人床下都藏着一把砍刀，他曾参与过一场械斗，自己侥幸逃脱，而同伴则被抓进了派出所。“别看我外表有点弱，但社会经验和胆量却比我哥大很多。”张明说。

他很快学会了抽烟，开始的时候一周一包，后来两天一包，每顿饭后必须抽一支，每个月他的手机费和烟钱至少200元，这使得2000元的月收入总是所剩无几。他喜欢上了玩牌，每玩必赌，有一次一局就赢了1000元。上网、蹦迪、购物、谈恋爱，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慢慢淹没了张明，他就在这个充满了各种诱惑和冲突的南方城市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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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现实一种

笨重的火车在黑暗中穿行在中国南方的土地上，困倦的农民工们已睡得东倒西歪。午夜，张军和张明将洗脸台的位置让给了同行的一位“包工头”老林，让他可以蜷缩在洗脸台上“幸福地”睡一觉。

老林也是枣阳人，2008年8月时在家乡召集了10多名工人南下，在位于广东佛山的湖广客运铁路专线项目上揽活，并与在此打工的张军相识。列车上，老林吹嘘自己在大连参与一个桥梁工程，张军兄弟对其敬重有加，盘算着如果春节后没有合适工作，就跟随他到大连打工。“刚来广州的时候，如果月收入少于2000元我是不愿意干的，但现在有1000元就行。”张军说。他在不断调低自己的预期。

张军比张明大三岁，皮肤黝黑，身材魁梧，高中毕业后在当地一家汽配厂打工，2005年开始外出闯荡，辗转于湖北、东北、广东各地，贩过蔬菜，做过建筑，此后一直在各地桥梁工地做焊接。2008年11月，当失去工作的张明投奔过来的时候，这对亲兄弟已经4年没见面了。

兄弟两人的境况都不好。随着工厂倒闭，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来到工地，包工头分派给张军的工作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只能闲逛，张军和张明最终决心离开这个伤心地。

12月13日上午，当2174次列车驶过武汉长江大桥后，家乡已经近在眼前了。张军、张明和列车上几乎所有人都打起了精神，喧哗声、嬉闹声在整个车厢此起彼伏。张明、老林各自点上一支烟缓缓地吸着，望向窗外。张军则开始洗脸、梳头，让自己显得更精神抖擞一些。11点30分，经过漫长的19个小时颠簸后，2174次列车终于停在了湖北枣阳破旧的火车站内。

张军在这个县级市内拥有一套房子，那是6年前在亲戚鼓动下东拼西凑买下的。房子在邻街的一处破旧楼房的五层，从外表看这个七层小楼早已年久失修。张军家里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台老旧的康佳电视是最主要的电器。2008年初，张军曾计划好好干一年，买一台冰箱和一台电脑，现在，这些计划显然要放弃了。

进门的时候，张军的妻子鲁萍正忙着做饭，5岁的儿子张启卓一下扑到爸爸怀里。鲁萍身有残疾，以前和张军是汽配厂的同事，在一次机器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现在在枣阳一家纺织厂工作。这天上午，鲁萍刚刚领到700元钱—这是她3个月的工资。

坏消息是，鲁萍的工厂也由于没有新的订单已宣布歇业停产，员工放一个季度的长假。这基本意味着她也失去了工作。

沉重的家庭负担早已让这对夫妻的生活捉襟见肘，而今却更是雪上加霜。儿子目前一个学期的学费是500元，张军本来希望2009年让他上一所好的小学，但由于夫妻都是农村户口，需要交纳3000元的借读费。张军的岳母和他们住在一起，但却是位精神病人，也需要陪护和照看。这些不菲的开支冲淡了张军回家的喜悦。

张军外出打工的时候，家里全靠鲁萍一个人料理，不仅要照顾孩子、老人，而且还要上班。即使是最节俭的预算，每个月花费也在600至700元。按照张军的想法，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必须在1500元以上，否则生活不可能有希望。

“压力太大了。”张军告诉《环球企业家》。虽然只有30岁出头，但他看起来就像是即将被生活压垮的中年人了。

张明的处境并不比哥哥轻松。由于长年在南方打工，张明在城里没有住所，必须回农村与父母一起住。从枣阳市区向东南40里，便是他们的家乡陈升镇罗寨大队。中午时分，在通向家里的一条土路上，张明的父亲张明礼早已驾驶着手扶拖拉机在这里等候儿子归来。

张明的家在村庄尽头，一黑一白两条狗在门前徘徊，低矮的围墙让土黄色大门略显颓败，周围田地里是一捆捆倾倒的棉花秆。兄弟俩出去打工的时候，家里的十多亩地全部交给张明礼耕种，这个家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就是那台手扶拖拉机。4个月前，张军的母亲在高处拣鸡蛋时不慎摔了下来，脊柱摔断，现在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

院门口左右两侧是两间耳房，一个用作厨房，另一个是张明父母的卧室。在这个狭小的只有十来平方米的空间里摆着一张床和一台17寸的似乎总也看不清图像的彩电，床上的被褥凌乱地堆在一起，光线黑暗，潮湿冰冷。

张明的妻子两个月前就回到了这里，父母特意腾出正房给张明夫妻居住。为了庆祝一家人团聚，张明礼狠下心花1000元买了一头猪准备过年。

“不打工了，虽然回家也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我的压力其实更大。”张明说。他已经不愿留在农村了，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不适应农村的生活。他最大的压力是攒够钱在城市买一套房子，这是所有人对他的期望。

种地致富在这个鄂西北的贫困镇仍然是不可能的。在罗寨大队，40多户人家散落在周围的几个丘陵地带，全村200多人共有300亩土地，人均土地1.6亩左右，这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大部分年轻人不得不外出打工赚钱。

张明礼说，家里共有10亩地，每亩年收入接近1000元，其中成本就要占一半，一年种地的收益只有约5000元。如果张明夫妻在家务农，就意味着5000元要养活4个人。

这天下午，张军的舅舅过来串门，知道张军也失业了，有点失望。“你还想赚多少，搞来搞去，连个鬼都搞不到！心太野了。”舅舅骂他。张军不想争吵，声称明年若找不到好工作，500元一个月也干。而仅在1年多前，因为熟练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法规的监管加强，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还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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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希望

曾经意味着人生全部的农村世界，在张军张明兄弟两人的眼里已经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回家后的第二天，张明的主要活动就是陪三岁的女儿玩，他似乎乐得在家里休息整个冬天，待到春节后再去北方打工。“在农村能做什么呢？我和大哥都不会种地，过些年家里的10亩地我们准备出租给别人。”张明说。

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难题。陈升镇属丘陵地带，地理位置十分偏僻，交通不便。目前，整个陈升镇没有工业和任何一家工厂，农民均依靠土地为生，主要作物是水稻、棉花和小麦。“镇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0万，需要国家每年拨款1000万补贴农民并支付公务员工资，你可以想象这边的工商业是多么不发达。”陈升镇财政所汪克昌告诉《环球企业家》。在这个约4万人的小镇上，90%以上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汪的儿子就在深圳富士康集团上班。

留在土地上的耕作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中老年人，他们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十分有限，倾向于自给自足，无法支撑年轻人创业。“我是攒了一部分钱，有不少工作经验，但用它在农村做生意，风险还是太大。”张明认为，继续外出打工仍然是最现实的选择。

不过，目前已经有1/3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提前回到了家乡，接近5000人。21岁的胡兵是其中一位，两个月前，他因玩具厂破产从深圳回来，每天的生活就是四处闲逛。他告诉《环球企业家》，虽然在城市里见过很多新事物，也有很多新想法，却不敢实施—几个月前，镇上新开的一家溜冰场倒闭了，一家拉面馆经营不到半个月也撤走了。

和胡兵一样，众多返乡农民工目前典型的生活状态是，每天三五成群，一起打麻将、吃饭、上网，或者骑着摩托车四处闲逛。最流行的事情是考驾照，争取学得一技之长。“我们仍准备外出打工，赚多赚少总能比种地赚得多些。”胡兵说。

不过，这些年轻人归来已经让陈升镇在潜移默化中有了些新意，甚至潜藏着许多生机勃勃的迹象。在镇上惟一一条不足1000米的街道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营业厅和代理点林立，正推出最新的促销措施。TCL、海尔、海信、创维、美的等中国家电品牌也在这条街上建立了专卖店，希望借助家电下乡扩大农村市场的销售。饰品店、女子护肤店、婚纱影楼、太阳能热水器专卖店、小型超市等城市生活的影子已经出现。而镇上仅有的两家网吧正出现前所未有的火爆景象。

对于这些沾染了浓厚城市生活气息的归乡的年轻人来说，除了继续外出打工外，选择留下，或许能成为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一个新契机。他们带回来的新消费需求和生活方式，将创造出更大的商业机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认为，解决返乡农民工问题的可取方法，一是让部分农民工进入城市定居，二是中央与地方拿出资金加强农民工培训，转变工业布局，支持农民工留在当地创业、工作。

2008年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央新增1000亿元投资将主要投向农村，加大农村的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一周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重庆考察农民工返乡情况时表示，要增加对农民工培训的经费，培训的目的就是就业，必要时就业可以根据不同工种适当延长不同时间。

地方政府针对农民工返乡的扶持措施也在迅速酝酿。张军、张明返乡当天，湖北邻近的江西省出台了“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的若干措施，在全省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建立返乡农民工信息登记制度，举行大型农民工就业招聘会，提供自主创业小额贷款。

不难想象，未来可能在全国展开的针对返乡民工的政策扶持与引导，势必将改变许多人的选择。如果有更多年轻农民工可以留在农村，依靠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扶持与优惠，一个更为生机勃勃的新农村经济值得期待。

张军回到家乡的第二天，12月14日，他就开始联络湖北孝感的一位亲戚，将3000元钱汇给了对方，希望合伙做蔬菜生意。15日，他们的第一车蔬菜已经从孝感出发运往重庆，张军也在这一天出发前往孝感考察蔬菜市场。“听说重庆有大量农民工回去，他们肯定有蔬菜需求，只要每斤菜有1毛钱的利润，这个生意就能做。”站在萧瑟的冬日阳光里，张军说，他已经想好了两种选择，如果不再外出打工，就在当地做蔬菜生意，留在这个充满新希望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