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兴不起来”

国内抑郁症患者的数量增长近年来“突飞猛进”，这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也造成可观的潜在市场

许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他开设的专家门诊每天要接待50位病人。他们来的理由只有一个：“我高兴不起来”。
　　
“明明一个项目可以为我赚进好几百万，但我就是提不起兴趣。”一位个人资产逾6亿的温州男性商人对许医生说。“一年收入有二三百万元，丈夫对我很好，孩子也听话，但我活着就是没乐趣。”一位公司女高管对许医生说。类似的表述许医生每天要听到许多。
　　
许毅所面对的许多患者不只是简单地“想不开”，他们属于严重抑郁症患者——长期心情压抑、感受不到快乐，并且无法自行走出这种心理低谷。在精神健康领域有着22年研究和治疗经验的许毅说，近10多年来，国内抑郁症患者的数量增长可谓“突飞猛进”。
　　
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带来的非但不是心灵的幸福感，反而是心理的无限深渊，这是很多人所面临的恐惧局面。抑郁症，象一个无形的“幸福杀手”降临到很多中国人心中——中国已经成为抑郁症高发地区。在中国，抑郁症已经令人咋舌地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病之后的第二大常见高发病。有关机构的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占总人口的8%，即1亿人左右。而带有抑郁症状、但还没有构成抑郁症的人，则占总人口的20%。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病症，在世界上，抑郁症也是四种最常见病症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
　　
这是一种激烈时会导致当事人产生自杀念头的精神疾病。张国荣、陈宝莲等大家熟悉的名字都与抑郁自杀身亡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最近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出版过调查性著作《南京大屠杀》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11月9日在美国加州自杀身亡，年仅36岁的张自杀便是由于写作关于二战题材的新著时无法克服的抑郁情绪。
　　
“城市自杀者多是由于抑郁，他们的自杀往往是一击致命，比农村的自杀死亡率高得多，”许毅对本刊记者说。
　　
伯克利加州大学健康经济专业教授胡太伟最近在他针对中国抑郁病人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因抑郁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成本至少为每年35亿美元。根据这一报告，美国的抑郁症社会经济成本为42亿美元。而全球的这一成本大约为600亿美元。
　　
在22年从医生涯中接触过数以万计抑郁症患者的许毅，将抑郁症高发人群的特点归结为“三高”、“三低”，三高就是高收入、高文化、高职位，“这些人往往把人生目标定得太大，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谁，我该干什么’，总想干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而心理承受能力又没那么高”。“三低”相应地则是指低收入、低职位、低文化阶层，他们也容易对生活产生不满从而导致抑郁。
　　
与农村人口较多存在的自杀现象不同的是，抑郁症主要爆发于经济发达地区，以城市人口居多——可资例证的是：京沪穗三大城市占全国抗抑郁药品市场总量的63.28%。
　　
一个抑郁症患者每年药品的正常开销大概在3000－4000元左右。1亿患者中，实际上真正接受治疗的患者只有不到10%。尽管如此，对于中国抑郁症治疗的社会经济成本，许毅仍认为35亿美元这一数字过度低估。
　　
以许医生所在医院精神科为例，每年业务收入约为1000万元，其中80%来自于抑郁症患者。“我每天要开出3000颗抗抑郁症药片。”
　　
抑郁症的治疗首先是药物治疗，然后是配合心理治疗。“不用药物，患者就听不进你的话——情绪都不稳定，他还听得进你的话？再说，很多患者讲起道理来，比你更能讲。”而在通过药物治疗后，95%的病人都可以得到临床治愈。
　　
抗抑郁药品因此具有强大市场需求。东方绿原医药科技公司董事长何骋向本刊介绍，目前世界上最常用的抗抑郁药是一种名为“5－羟色胺”的作用于大脑的化学成分。国内整个抗抑郁药品每年销售额都在数十亿元。抗抑郁药种类大约有14种左右，以进口药为主，也有些仿制药品。辉瑞的左洛复(Zoloft)、赛乐特(Seroxat)、礼来公司的百优解(Prozac)、西安杨森的喜普妙(Cipramil)以及荷兰苏威制药的兰释(Luvox)被称为治疗抑郁症的“五朵金花”，占据了我国抗抑郁药物市场的大半江山。
　　
合格的治疗师的短缺是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虽然中国精神科大夫近2万人，但许毅认为，真正能进行心理治疗的，“只是数以千计。”许说，一个合格的治疗师首先必须是医学专业毕业，其次要具备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学科知识。“他还必须是个杂学家。与各种各样的病人都能够说到一块儿。这样才能取得病人的信任与配合。”
　　
精神关怀援助机构及心理关怀类优秀大众媒介的缺失是另外的问题。“整个社会都处在竞争中，但人文关怀的缺乏，使人在面临精神问题时，难以找到有效的解脱途径。在一个高素质社会中，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换言之，在这些缺失的领域寻找商业机会，推出有效的服务和产品，将会打开的是一座金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