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传统媒体的未来

有关《商业周刊》正在寻求新买家的消息已在坊间传播了3个多月，自然又成为看空者的靶子。但他们轻率的论断通常把媒体自身定位问题与行业变迁趋势混为一谈，因而带有极大的误导性。

无可否认，传统印刷媒体中的新闻周刊类正处在困境中。在《商业周刊》之前，《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等早已深陷泥潭——与网络媒体（包括传统报纸如《纽约时报》的网络版）相比，它无疑在时效上处于劣势，在深度上则没有双周刊或月刊般的奢侈；报纸面对新闻周期加速的挑战，也选择把深度分析当作王牌。

但这并没有妨碍《经济学人》这样的新闻周刊的广告收入仍能在全球经济危机来袭的情况下在去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由于整个媒体行业广告都在下滑，《经济学人》亦不能免疫，但降幅仍属同业中最低。而在内容趋于免费的说法日益甚嚣尘上的环境中，它的全球发行量在过去10年则实现了100%的增长。

无论是《商业周刊》的式微还是《经济学人》的逆流而上，都指向一个关键问题：数字化时代的新闻信息已越来越像一个公用设施，它不仅过载且可随时随地通过众多终端介质获得，传统印刷媒体——尤其是杂志——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最容易想出的自是停止恐惧拥抱网络，同时在纸质形态上以质量VS数量，以对信息的深度解读取代单纯的信息提供，由对事件的纯粹分析和评论转向给予清晰一致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简单来说，仅仅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的模式已难以为继，重要的是已发生的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于互联网出现之前，由于面临着电视新闻网竞争的威胁，《时代周刊》等传统新闻杂志便开始了向提供分析、观点和新闻相关的深度报道的转型，以营造高质量的注意力。近些年的财务压力加大了这一转型进程。他们仍提供原创的报道，但更多像是在提供某一话题的综合评述或指引。

《商业周刊》早已处于这样的转型过程中。真正阻碍其发展的，在于其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摒弃争取更大读者群（商业读者意义上的）迷思，直到今年才开始围绕其核心读者群进行战略定位调整。与之相对，《经济学人》坚持多年的定位现在看起来适逢其时：它是自由市场的忠实信徒，却小心翼翼让自己与任何泡沫和过于耀眼的东西保持距离（对网络新经济的大力鼓吹让《商业周刊》在1999年实现了销售5000个广告页的辉煌业绩，但网络泡沫的随后破裂也不可避免地对其形成严重拖累）；它虽诞生于英国，却有别于其它政经杂志关注点过于聚焦所处地域的做法，视全球视野为其宪章，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难分彼此的全球化经济时代，在某一地区发生的大件事，会影响世界的其它角落。去年开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固然是此定位的明显试金石，但真正支撑其过去10年增长的，是一个稳步壮大的具备全球化意识的精英读者群体。

中国的传统印刷媒体应该感谢自己仍处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幸运轨道上，而拖累西方同行命运的两大主要广告投放行业——汽车和金融——在中国正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动力。更重要的，中国的印刷媒体拥有着与其它“中国制造”相若的低成本结构，这让其不乏抵御经济周期的武器。但如果不审慎分析并营造自己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西方同行眼下的艰难时运，就是最好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