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地讲，对这部分人，西方的舆论是普遍不具有好感的，即使对那些普京“清洗”后生存下来，并且越来越透明的“暴发户”，西方舆论都是保持一种追究原罪的姿态，而这一点在近期陆续在
国家的敌人
《世纪大拍卖》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著
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出版
定价：29.00元
在2004年——苏联解体十多年之后——当一些西方的主流媒体试图为俄罗斯的改革成绩做总结的时候，他们发现，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用的那句话，“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其实是最适合俄罗斯现状。这意味着现在要对这个正在全力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迈进的国家做出看好或者看空判断，都是不切实际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数百年俄罗斯国内主要的斗争是一种在全能的、任意的政府以及公务人员同一个脆弱的公民社会之间的战争，即使在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都是如此。在这个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国家中，公民真正的敌人也许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曾经的沙皇贵族和现在利用一切政治制度空白暴发的寡头们，以及以后有可能控制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一小部分普京政府的公务员。
坦白地讲，对这部分人，西方的舆论是普遍不具有好感的，即使对那些普京“清洗”后生存下来，并且越来越透明的“暴发户”，西方舆论都是保持一种追究原罪的姿态，而这一点在近期陆续在中国出版的《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以及《世纪大拍卖》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寡头》的作者戴维·霍夫曼是《华盛顿邮报》1995年－2001年驻俄罗斯的记者站主任，在书中他对六个在叶利钦时代崛起的寡头做出一个完整的发迹史素描，而《世纪大拍卖》则是作者——《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站主任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一部试图讲述两位总统、各类自由派人士以及寡头们如何推动俄罗斯从共产主义体制向资本主义转轨的故事。
尽管重点不一，但是贯穿两书的核心线索都是寡头的产生和衰落，不过前一本书因为作者2001年离开莫斯科后而无法继续近距离跟进普京对寡头的“第二战”，而后一本书则因为作者目睹了近期霍多尔可夫斯基的窘境而做出了一个较完整的沉浮轨迹录。
对这些在短时间内攫取财富和权力的人，两位作者做出了相同的判断：他们的出现不是俄罗斯资本主义的革命走得太远或者太快了，而恰恰是因为走得不够远，这使得这些有野心的人能抓住制度与现实摩擦后产生的空档而迅速崛起。最明显的例子是价格自由化已经相对旧体制很大胆了，但是还是大胆得不够，石油和天然气大亨们和漏洞经济的投机者们能够通过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巨大差价赚取利润。
对此，西方的经济学家也曾开出过药方，比如政府应该更多的削减开支——如果它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就可以避免导致1998年金融危机的债务豪赌，再如私有化是对国有体制的激进决裂，但是如果青年改革派在这个过程中能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威，这就足以遏制那些红色寡头的诞生，而俄罗斯的情况也许就会好一些。
这两位作者都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在他们看来，如果事先一些青年改革派能够在基层民众的支持下改变俄罗斯，而不是只依赖上层保守的改革路线，那么很有可能现在俄罗斯的局面将变成另外一个模样，至少，不会出现叶利钦和寡头，而不是和民意共商国是的情况。
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而且也是西方一贯看待俄罗斯的角度，但是这种“事后诸葛”实际对俄罗斯的局面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而中国的读者，反而会因为与俄罗斯曾经相似的国情，觉得俄罗斯在改革后出现寡头控制经济命脉的局面是必然的，而那种幻想依靠一个自由激进的改革派别——尽管这些派别也有可能是来自官僚体系——就能扭转乾坤的情况，实际也不能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共鸣。
作为借鉴或者观察的镜子，《世纪大拍卖》对很多目前国内已经进行或者准备进行MBO的国有企业来说，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对于最近中国国资委关于大型国有企业暂时不宜进行MBO的决定，相信敏感的读者也会从书中找到部分原因和答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序言部份仅仅通过对一个俄罗斯小孩移民加拿大的描述，就能折射出国家的巨大变化，这足见作者以小见大的功力。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著
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出版
定价：29.00元
在2004年——苏联解体十多年之后——当一些西方的主流媒体试图为俄罗斯的改革成绩做总结的时候，他们发现，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用的那句话，“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其实是最适合俄罗斯现状。这意味着现在要对这个正在全力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迈进的国家做出看好或者看空判断，都是不切实际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数百年俄罗斯国内主要的斗争是一种在全能的、任意的政府以及公务人员同一个脆弱的公民社会之间的战争，即使在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都是如此。在这个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国家中，公民真正的敌人也许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曾经的沙皇贵族和现在利用一切政治制度空白暴发的寡头们，以及以后有可能控制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一小部分普京政府的公务员。
坦白地讲，对这部分人，西方的舆论是普遍不具有好感的，即使对那些普京“清洗”后生存下来，并且越来越透明的“暴发户”，西方舆论都是保持一种追究原罪的姿态，而这一点在近期陆续在中国出版的《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以及《世纪大拍卖》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寡头》的作者戴维·霍夫曼是《华盛顿邮报》1995年－2001年驻俄罗斯的记者站主任，在书中他对六个在叶利钦时代崛起的寡头做出一个完整的发迹史素描，而《世纪大拍卖》则是作者——《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站主任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一部试图讲述两位总统、各类自由派人士以及寡头们如何推动俄罗斯从共产主义体制向资本主义转轨的故事。
尽管重点不一，但是贯穿两书的核心线索都是寡头的产生和衰落，不过前一本书因为作者2001年离开莫斯科后而无法继续近距离跟进普京对寡头的“第二战”，而后一本书则因为作者目睹了近期霍多尔可夫斯基的窘境而做出了一个较完整的沉浮轨迹录。
对这些在短时间内攫取财富和权力的人，两位作者做出了相同的判断：他们的出现不是俄罗斯资本主义的革命走得太远或者太快了，而恰恰是因为走得不够远，这使得这些有野心的人能抓住制度与现实摩擦后产生的空档而迅速崛起。最明显的例子是价格自由化已经相对旧体制很大胆了，但是还是大胆得不够，石油和天然气大亨们和漏洞经济的投机者们能够通过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巨大差价赚取利润。
对此，西方的经济学家也曾开出过药方，比如政府应该更多的削减开支——如果它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就可以避免导致1998年金融危机的债务豪赌，再如私有化是对国有体制的激进决裂，但是如果青年改革派在这个过程中能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威，这就足以遏制那些红色寡头的诞生，而俄罗斯的情况也许就会好一些。
这两位作者都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在他们看来，如果事先一些青年改革派能够在基层民众的支持下改变俄罗斯，而不是只依赖上层保守的改革路线，那么很有可能现在俄罗斯的局面将变成另外一个模样，至少，不会出现叶利钦和寡头，而不是和民意共商国是的情况。
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而且也是西方一贯看待俄罗斯的角度，但是这种“事后诸葛”实际对俄罗斯的局面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而中国的读者，反而会因为与俄罗斯曾经相似的国情，觉得俄罗斯在改革后出现寡头控制经济命脉的局面是必然的，而那种幻想依靠一个自由激进的改革派别——尽管这些派别也有可能是来自官僚体系——就能扭转乾坤的情况，实际也不能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共鸣。
作为借鉴或者观察的镜子，《世纪大拍卖》对很多目前国内已经进行或者准备进行MBO的国有企业来说，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对于最近中国国资委关于大型国有企业暂时不宜进行MBO的决定，相信敏感的读者也会从书中找到部分原因和答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序言部份仅仅通过对一个俄罗斯小孩移民加拿大的描述，就能折射出国家的巨大变化，这足见作者以小见大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