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院长布莱尔·谢泼德谈为什么需要对传统的MBA教育进行变革
重塑新时代的MBA教育
随着MBA学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以及对教育机构神圣形象的怀疑日益加深,这个不断演变的群体正以一种更加明察秋毫的眼光研判商业格局,并呼唤新型教学方式的出现。美国杜克大学富卡(Fuqua)商学院的院长布莱尔·谢泼德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谢泼德对于这种由各种力量构成的“大漩涡”——MBA学生不断变化的期望、全球工商业的不同形态、教育机构面临新的管理问题——具有清醒的认识,并对这些变化对于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和商学院预示着什么具有独到见解。他在纽约与《麦肯锡季刊》编辑Allen Webb的交谈中,就金融危机之后MBA教育的立足点及其发展方向发表了看法。
《麦肯锡季刊》(以下简称《季刊》):这段时期与(比如说)两年以前相比,什么是MBA教学的课堂基调?您看到学生的心态以及他们期望从MBA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有什么明显变化吗?
布莱尔·谢泼德:是的,确实有深刻的变化,不仅在课堂上,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过去5年中,在富卡商学院,希望在公共部门工作或成为社会企业家的学生人数实际上增长了大约20倍,而且在今年呈现跳跃式增长。人们所思考的金融问题的范围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现在,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私人财富问题,而在几年前,他们从不思考这个问题;人们也在思考政府财政问题,几年前他们对此也并不关心;人们还开始思考以前不感兴趣的困境金融学问题。
我想,你在课堂上可以看到两个比较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学生对于课堂上讲授的任何工具,都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考虑它或了解它。因此,人们会说,“嗯,这种工具在这种背景下是不是确实有效?”而以前,他们只会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第二个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对掌握范围更广泛的工具和了解范围更广泛的观点的愿望。这种愿望的一个动因是,“既然任何一种工具都不是尽善尽美的,那么,就应该增加我的工具包中的工具数量。”我认为,这确实是一种相当积极进取的心态。
《季刊》:您认为这些变化的原因何在?有多少是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变化引起的?有多少则是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更广泛的趋势?
布莱尔·谢泼德:从人们反思为什么要获得商科学位、为什么要进商学院学习这一个角度讲,我认为,这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持续的趋势。而且我认为,这必定与不同的代效应——你要做不同的人——有关。
假如你在上世纪60年代——我成长的年代——来看这个问题,当时有许多人对教育机构感到失望,我们那时的理论是,我们应该砸烂那些教育机构。事实证明,今天也有许多人对教育机构不满意,而他们的问题是,“我如何去改进它们?”与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一代人相比,现在这一代人实际上给出了一个更成熟、更老练的答案。
有一大堆理由来解释这种趋势,但我认为,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给出的答案并不成功。对教育机构需要有更多的尊重,同时也要承认,它们也会犯错误。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认为,它只是在加速发展。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只是使这种趋势变得更大。
第二个原因是,人们一直在试图将两种前提合二为一。其中一个前提是:“我希望生活富裕,但实际上我也希望能在这个世界上雁过留声。”我认为,这种趋势在不断增强。我认为,这一代的学生更怀抱这样的人生期望。
《季刊》:您认为,商学院能够满足这些新一代学生的期望吗?
布莱尔·谢泼德:按照我们学校目前的结构,我认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学生要求的是跨学院的素质——而不仅仅是跨学科的素质,这就需要以某种方式将公共政策学院与商学院合并在一起,以某种方式将法学院与商学院合并在一起,从而使我们能真正获得学生们所需要的完整洞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加大型工具包,或是获得更开阔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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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请稍微再谈一下跨学科与跨学院的区别。
布莱尔·谢泼德:商学院实际上是跨学科教学——在商学院,我们有心理学家,我们有数学家,我们有经济学家,实际上,在商学院,我们有企业的各种职能。我们商学院有所有的这些职能。因此,在某些方面,我们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是在跨学科教学。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工商企业的背景范围内。
想一下,如果学生准备成为未来银行界的领导人,他们最好是获得公共政策学位呢,还是最好获得工商管理学位?你知道,答案是“是的”。但实际上,我们的这种组织结构,使我们教授学生需要具备的专业知识的跨学科方法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背景范围内。其他一些学院,如公共政策学院,尽管也是跨学科教学,但实际上也只是侧重于如何制定公共政策。它重点讲授的是,在华盛顿或柏林或北京的决策者们,应该如何就今后的公共政策做出决策。
现在,我只是在想这样一个荒谬可笑的命题:从像杜克这种大学,或任何著名大学毕业的学生中,一部分人拿了政策学位,另一部分人获得了管理学位,但这两拨人从不碰面打交道。而且,对于环境专业、卫生专业、工程专业,我都可以做出同样命题。因此,学生正在要求我们,“那里有一些专业知识是我们希望获得的。请把它们纳入教学内容。”如今的难处是:现实却有太多的不同,不同的院长、不同的激励结构、不同的教师组合、不同的课程安排、顺便提一下,事实上,甚至还包括不同的教学进度。
让我给你举另外一个学院的例子,它令我感到不安:[杜克大学的]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在新院长走马上任之前,该学院有7%的毕业生去私营部门工作。事实上,我们[富卡商学院]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到与环境相关的公共部门就业。因此,我们正在创造一种“死亡之舞”,一部分人讨厌商科,不了解企业,不愿从商,基本上赞成做所需的一切事情去限制商界作为经济发动机的作用;而在商科中,则有一部分人对前面这一部分人的想法完全不屑一顾。
这并不是在为适应未来需要而培养学生。实际上,我们需要的是一大批既花了许多时间在环境学院学习,也花了许多时间在商学院学习的学生,实际上,他们非常愿意在制定政策的工作岗位与私营部门的工作岗位,或者NGO1和企业的工作岗位之间来回轮换。所以,在解决我们面对的环境挑战的答案上,我们实际上能够达成一致。这是一个跨学院的问题,而且我认为,没有哪个大学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季刊》: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难道是设立一种将各个学院的学位综合在一起的新学位?难道是设置更多跨学院的课程?您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呢?
布莱尔·谢泼德:我认为,必须在多个层面着手,才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在思想层面上做到这一点,每个学院的教师之间需要更好地相互了解。我认为,这关系到解决各种重要问题,而教师们需要跨院系地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需要创建间质组织。
其次,实际上你需要考虑整合学位的问题,这就包括要坐下来商量说,“我们把三个学院的学位综合到一起,设立一种联合学位如何?”这个世界面临着许多问题,我们需要为学生们踏入这个世界做好准备,而我们并没有做好这项工作,对吗?所以,我的回答是,这很难、很难、很难、很难,但我们别无选择。
《季刊》:现在,商学院的另一个重要利益相关方是招聘方。他们如何看待您所描述的这些挑战,以及您在今后可能培养出的各种学生?
布莱尔·谢泼德:他们确实提出了两件事。第一:“我需要专业更对口、马上能用的人,因为我负担不起培训费用。因此,要确保他们不仅有理论上的能力,而且能够立即投入实际工作。”第二,他们提出,“我需要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我需要一个具有领导才能,但又谦虚谨慎的人。”
《季刊》:让我们谈一谈您提到的第二点:谦虚而具有领导才能。在这些方面,您如何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
布莱尔·谢泼德:有很多商学院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天生的领袖,而且这些人认为,自己从毕业那天起就是首席执行官的料。这种人并不会成为一个十分有用的员工,因为他们总是在某些方面愤愤不平。他们通常不会成为一个团队中的优秀成员。如果你思考一下如今企业正在努力解决的各种难题的构成,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难题需要人们与其他人(常常是来自与自己不同文明的人)进行有效协作才能解决。
我认为有三个原则。首先,你必须让学生来管理学校。当你实际上在与他们合作时,如果他们没有机会犯错误,也没有机会担任要承担责任(但没有生命危险)的领导职务,他们就不会获得实践经验。
其次,你必须利用目前在校的几个年级的学生。你必须做的事情之一是,让二年级的学生相信,提高一年级新生的能力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现在,让[学校]对学生说,“向我们支付一笔高额学费,然后,你就可以去管理学校,去教其他学生,”这听起来有些奇怪,这确实有点奇怪,但实际上你必须这样做。
接下来,第三个原则是,在你的教学课程中,你必须有意识地这样去做。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可以归结为解决了三个悖论。
《季刊》:让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十年。有许多复杂的力量在相互作用:来自学生的新需求,面临的新问题,全球性事务,您所感受到的来自招聘方的要求。对于这一切,您认为会怎么发展?
布莱尔·谢泼德:让我先谈行业;我把商学院当作一个行业。第一件事,你将看到,这个行业提供的产品种类会比现在大大增加。你会看到提前获得经验的教育计划,你会看到2年毕业计划,你会看到15年毕业计划。你将看到范围更广泛的产品系列。然后,我想你会看到对各个经济部门或特定问题领域术有专攻的学生。商学院将会变得更少同质化。
第二件事,你将看到,在美国和西欧以外的其他地方将涌现出非常优秀的商学院。然后,我认为,你会看到,商学院尝试跨越一系列地理区域进行竞争。接着,你会看到更大的6种区别,去区分哪些商学院堪称伟大,哪些商学院只是还凑合。好与坏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所以,如果你同意所有这些,就是说,我们作为一所商学院,我们必须有显著的进步;同时,我们在整合范围更广泛的其他学业兴趣;同时,我们正名副其实地变得全球化;同时,我们正在打造领导人——而不仅仅是培养优秀的商学院学生。
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到所有这一切,实际上,还要在基本工商管理技能的教学上,只要做到像我们一直所做的那样好(或更好)就行了,但是,需要教授范围更广泛的技能组合,以及那一套我们正在教的东西。现在,令人担忧的是,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在未来两年里做到这一点。我也不知道,以我目前拥有的同样数量的教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得努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