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双重奏

1月25至29日，达沃斯。中国和美国再次成为主角。

这并不意外。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的每一次碰面都是一次交锋。从G20伦敦会议和匹兹堡会议、中美首届高层战略对话到去年底结束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会议，除了轮胎特保案这类贸易摩擦外，有核心利益的争议—台湾军售，有涉及地缘政治的减排游戏的角力，以及新近引起轩然大波的谷歌“退出”论战。

虽然有关金融危机是否已经过去、退出政策何时启动、华尔街高管的薪酬仍是热议的话题，但与会人士真正关心的，仍然是中美两国的重新定位。角力的基调很早就已确立。在金融危机爆发不久，美国曾暗示中国的高储蓄和高出口是这轮危机的肇因，而随后中国央行行长周晓川发起国际储备货币改革讨论，指摘美元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二者所指皆是一个问题—中国和美国该在这场危机中有怎样的担当？

1月28日，在回顾2009年中国的经济复苏的奇迹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说，我们有能力处理复杂局面。他承诺中国将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同时，他也含蓄批评了正在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达沃斯峰会40年的历史中，发展中国家始终是被援助和同情的对象，而非真正的“合作伙伴”。而现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有了新的竞争者—发展中国家正呈现出令人眩晕的前进速度，他们的GDP已经占全世界的一半有余，而在20年前，这一数字仅为1/3。而真正的方向性转换，是“北京共识”—政府更多地参与经济的全过程，对金融体系进行更审慎的监管，以及动用更多的国家财力来保证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正第一次取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成为讨论的焦点。

在甩掉金融危机阴影的竞赛中，是中国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而美国和欧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褪色。中国占世界进口的份额从约10％增长至2008年年中超过12％，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这让德国的出口得以在过去3个月有强劲复苏，另一个明显受益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基于这一点，李克强说，全球有必要“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中国的作用在达沃斯的各个层面上正得到更多的肯定，但是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副委员长成思危强调，“也有各种噪音”。这并不难理解，与带领全球经济复苏几乎同时，中国的企业尤其是资源型央企正在全球席卷各种矿产。对此，几乎每一位参会的商界领袖或银行家都有与之相关的切身体验可以分享。而“北京模式”即使在国内也存争议，其在危机中的镇痛作用明显，但长此以往将有可能会影响一国的创新与效率。

但无论如何，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继承者已成为共识。对很多人而言，这是希望，也是恐惧。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个随着经济发展而背负更大责任的角色。但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的“不为所动”以及对资源并购的热衷，显然不是他所理解的“更大责任”。

20世纪初，类似的交锋发生在全球权杖更迭的英国与美国之间。两个在语言和文化上如此一致的国家之间产生过频繁且影响广泛的摩擦，对于两个截然不同语境里的中国和美国而言，新平衡局面的到来仍需漫长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