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工作

无可避免的全球化、竞争和技术进步已经在全球造就了一批极限工作者，而且，他们生活得很快乐

　　11月的一个普通周末，家在纽约的约翰·比肖普是这样度过的：周六加班至晚上10点，周日6点起床参加纽约城市马拉松。他跑完了全程，成绩是3小时49分，在3万多名参赛选手中排名第6363。在冲过位于中央公园的终点之后，他回家小睡了几个钟头，在下午6点前回到位于华尔街的办公室开电话会议。接下来，为了周一在休斯顿的一个重要会议，他准备材料至凌晨1点半。三个小时后，比肖普起了床，赶往肯尼迪机场搭乘5点半的早班飞机飞往德州。9点，在客户的办公室，会议准时开始。会议结束，他立刻飞回纽约继续工作。因为感觉有点累，他决定比平日提早睡觉。10点钟，比肖普进入梦乡。

　　作为花旗集团全球能源部门的一名投行经理，比肖普并未觉得这个加入了马拉松的周末辛苦得离谱。用投行界的工作强度标准，这个周末只是“稍嫌劳累”而已，并不能为他赢得任何工作狂大奖。“我可能的确有些工作狂倾向，”比肖普说，“但其实在这一行，一周工作90到100小时根本是很常见的事。”

　　欢迎来到极限工作的世界。全球化、竞争和技术进步已经在全球造就了一批极限工作者。投行经理们自然属于这一行列，管理咨询师们因其无休止的全球商务旅行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外，那些穿梭于东方“世界工厂”和“外包中心”的制造业和软件业跨国公司管理者，也越来越多地晋身其中。

　　像那些极限运动爱好者一样，极限工作者热爱挑战。他们比常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以惊人的速度积累着飞行里程，精神时刻高度紧张，压力全然巨大——当然，丰厚的收入是天平另一侧不可或缺的砝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工作带来的挑战深深吸引，他们生活愉快。

　　是的，“快乐的工作狂”的确存在。对他们来说，“高强度和长时间的工作会导致健康受损”这条看似显然的训诫可能并不成立。南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保罗·斯佩克特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时间工作可能导致心脏病。但是注意！前提是这些人并不情愿加班工作。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心甘情愿主动加班的工作狂来说，高强度的工作并不带来任何损害。

　　德意志银行伦敦分行的投行经理西尔维娅·修莱特是乔·克拉考尔的崇拜者。修莱特认为自己的生活与这位登顶珠峰并写下名著《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的登山家在许多方面相似。“强度和诱惑，是‘极限’这个词对我传达的两重意义，”她说。她并不是唯一的女工作狂。高盛政府债券部34岁的主管谢伊琳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不想上班的日子用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每天早晨醒来，我都迫不及待要去工作。”一周工作80小时的生活，她已经过了10年。因为每天夜里要两三次爬起来查询全球市场走势，她已多年没有过完整的睡眠。“伦敦一开市，我的生物钟就自然唤醒了”。

　　“空中飞人”们也需要超人的精力。33岁的托尼·科兹是Capital Alliance合伙人公司的基金经理，他管理着公司高端地产投资基金。每年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伦敦总部以外的全球各地会见客户，一年的飞行里程要超过50万公里。他已经学会在飞机上睡觉，时差对他来说也不是问题。不过，最近的一次旅行中，他在两周内完成了阿姆斯特丹-纽约-休斯顿-哥斯达黎加-休斯顿-旧金山-纽约-休斯顿-阿姆斯特丹的飞行。这让他也感觉吃不消了。

　　科兹的女友是比他更强的空中飞人。作为Tommy Hilfiger主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她每年的飞行里程超过60万公里。他们经常能在全球不同的城市见面，这听上去很浪漫，但是一年到头他们聚首的时间没有多少天，而两人每个月的手机费用都超过了1500美元。

　　对于这对极限工作恋人来说，尽管健康也许不成问题，但极限工作终究仍然是无法持续的。“我无法想象当我成为母亲之后还怎么应付这一切，”科兹的女友说。

　　对于比肖普来说，问题还更加麻烦一些。这位高大、英俊、极度聪明、收入极丰厚——信不信由你，几乎所有的投行基金经理都是如此——的投资银行家甚至抽不出时间约会。“在沃顿的时候我曾有一大帮朋友，”他说，“但是，我已经和所有人失去了联系。”幸运地是，最近，他又和一位前女友恢复了交往。她是一名医生，她的工作时间几乎和比肖普一样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