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涝交替下的中国

5月份以来，有三件事吸引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注意：5月1日开幕的上海世博会，6月11日开幕的南非世界杯，以及中国南方江西、广西、福建等9省市所遭遇的特大洪涝灾害。

欢喜与悲情交织，这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南方暴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3000万人受灾，超过200人丧生，直接经济损失超过400亿元。与以往一样，中央政府与地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抗洪救灾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进展，保护了受灾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面对罕见的暴雨和洪灾，大部分人无法忽视的一个戏剧性细节是，三个月前，几乎同样的南方省市正深陷于一场持续大旱之中，干旱造成6000多万人饮水困难，农作物大面积绝收，许多地区的旱情80年、100年一遇。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中国人对自然灾害似乎变得越来越敏感，市井谣言都很容易造成一个地区人群的大面积恐慌。自然灾害的常态化、复杂化在不断考验着这个国家的应变能力、组织能力和预测能力，也在不断暴露着中国防灾减灾体系的漏洞与薄弱环节。

正如外界所见，过去两年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长触底反弹，中国不仅拥有全世界最赚钱的银行、最赚钱的通信公司，还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和良好的财政收支状况，并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即使如此，中国抗洪防旱的基础设施仍然让人担忧。以发生决堤的江西抚河为例，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季晓声称，由于唱凯堤总长81.8公里，投入资金有限，该堤大部分没有达到抵御20年一遇洪水的设计标准；在云南马龙，县城被淹则被认为与房地产商土地开发挤占河道有关。

无论如何，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加剧了气候异常，如何系统性思考中国应对自然灾害所面临的状况变得紧迫，这其中不仅要平衡中央和地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更需要建立起一套针对灾害常态化的具体措施。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专注于经济发展的中国需要为经济成果筑起一道更为坚强的“大坝”。

一时一地的旱与涝，只要遵循着自然法则，中国政府有可能通过加大防灾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建立一套完整可行的防灾体系来应对；但一个国家经济的“旱”与“涝”则要遵循经济规律，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与时机上慎之又慎，这将是比战胜自然灾害更大的挑战。

事实上中国决策者正不断面临这样的抉择，比如在追求持续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避免通货膨胀过快；在打击房地产价格虚高的同时，维持房地产价格稳定；在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促进民营企业的投资与发展。凡此种种，就如一个天平的两端，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失去平衡。

最紧迫的一个平衡游戏是，在初步实现经济企稳回升后，中国也正处在刺激政策何时退出、如何退出的转折点上，处理好了中国经济可以持续稳定增长，处理不好中国经济就很可能非“旱”即“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