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游说新秩序

富有成效的政府游说必须把握全球化的新商业格局，而不仅仅是关系面子之类

两年前，当我请柯达大中华区总裁叶莺女士为有关政府游说指点迷津时，这位气质高雅的公关高手不假思索地说，“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找到结合点”，我当时一定认为她在敷衍，虽然她成功斡旋了柯达的“98协议”，后来又促成与乐凯的全行业合资，但是她有意回避了自己的身份：出身名门，曾经做过美国参赞，拥有丰富的政界资源。

现在，我的想法有些改变了，她似乎讲了一个真理，虽然有点空洞。微软曾经是抨击中国政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火枪手”，他们习惯在各种场合讲微软在中国经营多年仍然颗粒无收，指责中国盗版猖獗，而在最近的一次论坛上，陈永正讲的却是要微软责无旁贷配合政府营造中国软件业的生态环境，言下之意，保护知识产权、鼓励自主创新是政府不容懈怠的责任。

与叶莺同为台湾人的陈永正不愧是政府公关的高手，陈的资历让微软下定决心将其从摩托罗拉挖至旗下，他找到了微软与政府沟通的恰如其分的语境。“不　　要动不动指责政府”，企业设身处地为政府考虑，政府眼下最需要、最关心的是本土软件业的自主创新，而微软能在其中扮演与本土企业联手营造良好生态环境的角色，保护知识产权自然是良好生态环境的要义。

过去一年来，由于中国对外贸易摩擦增多和国内行业的开放，政府公关在商业活动中表现活跃。它们雇佣了安可、奥美、博雅等专业公关公司与分布在北京、上海的政府机构打交道；而更多的退休官员、政界亲属被邀请到跨国公司，向中国各级的行业监管部门、税收、知识产权、标准部门公关——“关系开路，以理服人”。

有趣的现象是，过去单个公司的政府公关正在形成合力。跨国公司按照行业或者国别结盟向政府主张权力，欧美商会就中美贸易、外资投资委员会就外资税收是否优惠与政府磋商。

另一方面，中外企业不再是过去相互较劲的双方，在一些特定问题上，他们站在了同一边，全球化已经让跨国公司和本土公司彼此联结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在中国对外国公司可能存在的反倾销调查中，有超过45%的案例外国公司获得了部分或者全面胜利，其中就有它们的中方合作伙伴频繁为其辨护并提供证据。

中方合作伙伴成为跨国公司政府游说的盟友，而在中国公司的海外政府公关上，找到盟友也同样重要。中海油聘请了律师事务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和负责游说的公共战略公司(Public Strategies)，在竞购优尼科(Unocal)期间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商务部曾针对布什对中国纺织品进口设限的企图，向McDermott, Will & Emery律师事务所征求建议。去年，中国政府聘请了霍金•豪森(Hogan & Hartson)，就世贸组织相关问题提供建议。

然而，目前来看效果似乎并不理想。西方人抱怨中国公司缺少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一位西方律师指出，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不习惯与西方顾问合作，他们往往不愿与自己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共享信息，甚至不情愿支付相应的费用，有消息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最近聘请了美国帕顿•伯格斯(Patton Boggs)律师事务所，让它代表自己与美国国会打交道，中国政府每月仅向帕顿•伯格斯支付2.2万美元，按华盛顿的游说标准，这个数目微不足道。

而中海油CEO傅成玉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坦言，中海油在美国没有作业，所以政府议员对这家中国公司相当陌生而产生恐慌，他已经试图改变中海油的游说方式，“跟各国领导人交朋友”，不谈收购，先交朋友，帮助那些地方修路修桥搞基础设施，再谈收购就水到渠成。

另外，通常认为在中国有利益的公司会成为中国公司海外收购的盟友，但在现实情况中并非总是如此。在有关人民币升值、纺织品贸易的争端中，安利、波音都是白宫支持中国的重要声音，但是，在讨论能源或者国家安全的问题时，美国公司并不愿意在国内政客和消费者面前出风头，“雪佛龙是美国有影响力的石油公司，因此在能源问题上其他公司并不愿意出面”，一位公关公司人士说，他认为未来中国公司的海外收购仍然要依靠自己长期在外国公众中建立形象，包括公司责任，公益广告等长期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