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木头写实

如果要为受尽磨折的“中国制造”寻找一个现实的样本，不妨到广东省东莞市的樟木头镇看一看。这个只有66.6平方公里的典型的工业化南方小镇，本地人口只有2万多人，外来人口却是其6倍多。它曾经因为在中国乡镇里第一个拥有五星级酒店而名噪一时，并因为吸引了大量香港人来此置业而被称之为“小香港”。

 

 

但自2007年以来，整个世界工厂所遭遇的一系列挑战和考验成为这个小镇命运的背书。从“中国制造”质量危机，到用工荒和农民工返乡潮；从金融危机到此次富士康引发的加薪连锁反应，“中国沿海地带建立在出口加工业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的虚假繁荣，终于在樟木头这个地方率先露出了本来面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肖知兴说。

 

 

这个“本来面目”就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之上的制造业并没有让当地受益于更多分享式发展的溢出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说，樟木头镇就像是一个候鸟的迁徙之地：在过去的20多年里，外向型经济的繁荣吸引了大批台商、港商和中国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但在当下这样的凋敝时刻，他们又如候鸟般离去。樟木头镇台商协会在1990年代末最高峰时拥有超过120家企业会员，现在只剩不到40家。他们曾经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别墅的主力消费者，但现在，一幢100平方米左右的商品房挂牌售价却不到10万元。

 

 

“原来台商协会有4个副会长，现在走了3个。”在樟木头定居近20年、现任台商协会会长的黄正明对《环球企业家》说。以往，为响应当地政府每年的“扶贫计划”，台商协会一拿就是20万人民币，非常豪气，但现在仅仅2万人民币都很难凑出来。黄正明往往低声下气还筹不到钱，最后只有自掏腰包。黄的小工厂有一二十个员工，只有高峰时期的1/5规模，主要做小型圣诞树代工制造，每年12月到3月，工厂几乎处于停工状态。

 

 

事实上，这些简单的来料加工、对外出口型产业，正是在10年前由台湾产业升级淘汰转移而来，现在，这相同的一幕，在期望“腾笼换鸟”的珠三角再次上演了。和过去30年来鼓舞中国经济繁荣的驱动力一样，樟木头镇正是依靠着外来投资和对外出口的拉动，从而成为年GDP达52.5亿元（2009年）的珠三角明星。但是，“这种五星级酒店加打工棚组成的中国式繁荣的表面现象，难道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吗？”肖知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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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夹缝中

 

位于龙山工业区的华新制衣厂，门面很普通，掩映在一排摆满了小商品的铺面中，显得很不起眼，四层楼高的厂房，有三层是车间，1000多台缝纫机加工制造出来的服装，远销欧美国家。

 

 

华新制衣厂建于1988年，在樟木头制衣企业中属于第一批进驻的外资。香港恒生基业集团董事长张良勇说，他最开始考虑在深圳宝安设厂，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樟木头镇，碰巧与当时的镇委书记拼了一辆出租车，后者听说他要找地方落脚建厂，建议他考虑一下樟木头。最终，张决定在樟木头落脚，唯一吸引他的理由，“就是个火车站而已”。

 

 

樟木头火车站是广深高速铁路、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和莞惠公路、东深公路的交汇点，每天有113趟列车停靠。在还没有设立东莞站前，樟木头和石龙是东莞的两个大站。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地理位置，成为樟木头承接港台制造业梯次转移的优势所在。

 

 

到内地设厂以来，华新一直承接OEM业务。1996年创立了旗下第一个品牌——小猪班纳。此后一直到2007年，华新经历了十年顺风顺水的发展。

 

 

辉煌没能在2008年续写，因华新制衣厂的大客户之一香港利丰订单缩减，让这家代工企业也陷入困顿。

 

 

内部调整疾风暴雨般迅速展开。华新现在每天早上10分钟例会的惯例，就在那时形成。“老板当时有指示，员工工资没什么变化，但内部管理要加强。”时任车间主管的李波回忆道，当时外界经济形势紧张，每天每个小组的组长，都会向员工通报内外部环境，包括工厂的进度报告、每天订单的完成情况、工厂货源、单价变动、生产过程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等，另外会议还有一个重要事项，稳定员工的情绪和思想。

 

 

当年，同在樟木头的港资企业合俊玩具厂倒闭、7000多名员工突然失业领不到薪水的消息，传到了华新每一个员工的耳里，“员工情绪有波动，我们只能尽可能地跟他们解释，公司货单、价格没什么大的变动，让他们安心做下去。”李波说。

 

 

合俊倒闭后，珠三角的各地政府只要听到有工厂一个月没发薪资，立刻就派人来查厂，几乎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

 

 

外部环境恶化，让张良勇接单更为谨慎。“有些客户已经合作了很久，从道义上讲是不应该拒绝他们的货单的，但没办法，只能舍弃一些量不是很大的单。”在他看来，如何在危机中寻找到企业的生存缝隙，平衡是很重要的原则。做家与买家、老板和员工、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都很微妙，需要做周到的权衡。

 

 

艰难挨过了金融危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新的难题再次出现：用工荒。“去年就出现了，今年尤为明显。我的工厂起码缺口4成工人，整个樟木头都这样，外来人口很多都跑了。”张说。今年过完年，返工率仅有30％，是历年来最低。对于很多工厂来说，工人都找不到，就算找到了，还必须从头训练起，加上工资调涨的压力，很多都苦不堪言。“听到富士康大幅调薪，大家都吓死了。”一位台商对《环球企业家》说。

 

 

李波有深切感受。2008年到2009年的时候，他的手下工人忙得经常加班加点，工厂虽然也想招人，却往往应者寥寥。当时和李波同一批到珠三角打工的老乡，现在都选择了上海、北京、辽宁等，没有再回到东莞。“到广东打工的比以前少了差不多1/3。”李波估计。

现在，1700至2000元的普通工人工资已成为当地的主流行情。刚学会手艺的工人薪资水平在1500元/月左右，如果是熟手，可以拿到2000元甚至更高。

 

 

今年，东莞最低工资从720元上调至970元，涨幅19%，即便如此，吸引力依然不强，民工荒现象至今没有改善。一边是客户压价利润缩水，一边是员工工资上调成本涨高，夹在中间的张良勇再次做出少接单的选择。以前再怎么困难，也因为讲道义要给客户赶工，现在只能无奈地跟客户断绝关系。今年，华新OEM业务的量比前两年减少大半。

 

 

“做OEM我们只是个小厂，经营得很辛苦，全国都在做加工，我们本身也在加工线上徘徊。”张良勇坦言。

 

 

来到樟木头16年的台商王禄侃也有类似的故事。王从事的是精品蜡烛制造。“在国内设厂，马上就成长十倍，甚至一百倍。”王禄侃回忆起当时的繁荣景象说。

 

 

王禄侃在2008年初，就感觉到订单数量愈来愈不对劲，同一时间，他也体会到中国做为“世界市场”的上扬形势，因此开始转向开发中国内地客户，自己去年还在深圳市区开了一家蜡烛店。“如果我没有启动内销，早就挂了。”王禄侃说。现在其营业额大约只有五六百万，等于回到15年前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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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之后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大批港台商人的到来，最多时樟木头镇的外来香港人有十几万之多，“小香港”的美誉就此而来。及至今日，富有港式风味的茶餐厅在这里随处可见，老城区的狭窄街道招牌林立，一到晚上霓虹灯闪烁，让人有置身于香港旺角的错觉。

 

 

房地产业也迅速被带旺。早期樟木头镇吸引了很多香港地产商到此开发楼盘，高层住宅的拥有量和密布程度，在当时的东莞镇中数一数二。

 

 

樟木头镇政府招商引资资料中显示，到2002年，樟木头已立项的房地产项目就达到113个，吸引外资80多亿港元，其中低层楼宇1068幢，11层以上的高层楼宇240幢，别墅1300多套，是全国开发房地产业绩最好的城镇，同时也是全国最多港人居住的城镇。1992年至今，共外销洋房、别墅及铺位共约40000多套，已有近10万香港人在樟木头居住。

 

 

港人对樟木头镇房地产业的热衷，也催生了大批地产中介，在繁华的商业街永宁路上，约500米范围内起码驻扎了超过10家中介。

 

 

但随着市况急转之下，抛售楼盘风潮随之而起。在一家地产中介工作了3年的小莫说，2008年年底时，她带客户去看房，“就像带旅游团一样”。但现在，有的香港人买了房子后就从来没住过，20多万买的房子，现在10万能卖掉就不错了。

 

 

不过，高档楼盘价格却一直很坚挺，绿茵豪庭是恒生基业旗下乐富地产开发的楼盘之一，2005年开盘，位于樟木头繁华路段，小区由3栋12层和6栋18层小高层住宅及会所围合而成，楼下配套有绿化小区。记者在新辉地产中介看到，目前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出租价格在3800元，售价55万。而位于永隆街楼龄18年的爱都花园，三室两厅的出租价格仅在800元，售价18万。樟洋、黄江、白果洞等地区的楼盘，由于地区偏远配套不齐全，一套价格也都在10万左右。

 

 

“去年还有很多香港人来樟木头——不过都是回来卖房子。今年感觉少了很多，因为卖完了他们就不再回来了。”小莫说。

 

 

鼎盛时期大大小小超过1000家工厂的樟木头，保守估计数量如今已经缩水大半，外来人口约减少了1/3，整个镇区工厂工人缺口在4成左右。

 

 

盛景不再。“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制造业在短期内恢复是不容易的，而通过努力使旅游业持续增长是可以做到的。”樟木头镇委书记李满堂曾对媒体表示。2009年，樟木头重启了暂停了三年的“小香港旅游节”，不过从2001年第一届时的42天，缩减到了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