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大可能成为活跃的断裂带。如果出现了地区冲突，中国把对手完全踢出局的可能性较小，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中国被戳中软肋，沦为他国的掌上玩物。中国的经济也远非看起来的那么坚不可摧，而其政治稳定性又严重依赖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使得中国的政治稳定性更加脆弱。然而中国确实很重要，因为至少在其他人看来，中国似乎是短期内最有可能挑战全球格局的国家。

还是以地缘政治学作为我们的基本框架，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些基本问题。

首先，中国是一个岛屿。它显然不是被水环绕的岛屿。无法逾越的地带与荒原有效地将它与外部世界阻开了。在中国北边是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不适合居住，人烟稀少，并且不易穿越。在中国西南是无法穿行的喜马拉雅山脉。和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边界处则遍布着山脉和丛林，而中国东边是海洋。只有它西边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处可以有大规模的人流通行。但是即便在那里，历史上，中国人也很少下大力气，向这一地区迁移。

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生活在海岸线一千英里以内，占国土总面积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国土则人口稀少。

中国只有一次被彻底征服的经历——那就是在十二世纪时被蒙古人所征服——并且中国很少将势力范围拓展到今日疆界以外的区域。中国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并且也只是时断时续地与外部世界往来。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并非一直热衷国际贸易，它会时不时地将自己封闭起来避免和外国人接触。当它从事贸易时，它使用贯穿中亚的丝绸之路和从它东部港口出发的商船。欧洲人在19世纪中叶遇到的是正是一个处于某个孤立主义阶段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国土统一，但是相对贫穷。欧洲人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在沿海地区从事密集的贸易。这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从事贸易的沿海地区财富的急剧增加；其二就是中国沿海和贫穷的内陆地区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这种不平等也导致了中央政府对沿海地区控制力的减弱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混乱。沿海地区更乐于保持和欧洲人的紧密关系，甚至乐于被欧洲人占领。

混乱时期从19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共产党于1949年执政。毛泽东曾经试图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城市发起革命。在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长征，深入内陆。在内陆地区，毛泽东组织起了一支由贫农组成的军队，随后发动内战并重新夺取了沿海地区。之后他将中国送回了闭关锁国的时代。从1949年到毛泽东去世，中国都由一个强大的政府主宰，保持了统一，却孤立且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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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赌博

毛泽东的死亡让他的继任者们再次试图实现历史上的中国梦。他们想要这样的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变得富强，但团结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之下。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知道，中国不能永远保持孤立，还不被威胁，因为中国的经济上的弱势会被他人所利用。因此邓决定孤注一掷。他赌这回中国可以敞开国门从事国际贸易，而不会内部的冲突变得四分五裂。

沿海地带再次变得富裕繁荣，又一次与外国往来密切。廉价产品与贸易为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带来了巨大财富，但是内地依然贫穷。内地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日俱增，但是中国政府维持了平衡，北京的统治地位没有动摇，既没有失去对任何地区的控制，也不冒着因过度高压专制而导致反抗的风险。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三十年，以任何标准衡量都算不得很长的一段时间。（若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更算不得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争议的问题在于，中国内部的各种力量能否被管理好。我们就此展开对中国及其对21世纪国际格局影响的分析。中国能保持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吗？如果现在如是，它是否会再次分崩离析？

中国在21世纪之初就赌它能够一直无限地保持各方势力的平衡。这其中的前提是它能够逐渐将财富从富庶的沿海地区转向内陆地区，且不会遭到来自沿海地区的抵抗，或者伴随着内陆地区的不稳定。北京试图令中国各个地区的人都满意，并且在竭尽全力实现该目标。

这些表面现象之后的则是另一个更具威胁性的严重问题。中国看起来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配备如私有财产、银行等它也都有。但是“市场不能决定资本的分配”，从这一点上来看它又不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你认识谁比你是否有一个好的商业计划重要得多。

放贷的原因多种多样，要么是因为亚洲体制盛行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要么是因为共产主义体制中的政治关系，而这些原因和商业价值鲜有关联。可预见的结果是这些贷款中相当大一部分成了坏账——用银行业的术语来讲叫“不良贷款”。该数额估计大约在6,000亿美元到9,000亿美元之间，或者说占中国的 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金额骇人听闻。

因为有低成本出口所驱动的快速经济增长这些坏债才得以控制。世界市场需要大量的廉价出口商品，所以从国外流入的资金可以使得有着巨额债务的公司运转下去。但是中国对商品定价越低，其中的利润也就越低。这样的无利润出口使得巨大的经济引擎得以运转，但事实上中国却在原地踏步。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销售产品的商业机构。数额巨大的资金流入其中，但是资金流出的速度和流入的速度一样快。

这是东亚一直存在的问题，日本的案例很有启迪性。日本在1980年代被视作经济强国。对美国的企业造成了巨大打击——美国的商学院教MBA向日本人学习并模仿他们的经营方式。的确，当时日本经济在以极高的速度增长，但是它的增长更大程度上靠的是日本的银行体系而非企业管理能力。

在政府的监管下，日本银行向储户支付极低的存款利率。由于各种法律条令的倾斜，留给绝大多数日本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把钱存进邮局，邮局也扮演着银行的角色。邮局向储户支付极低的存款利率。政府又转而再以低于国际标准的利率将这些储户的存款借给日本最大的银行。这些银行低息放贷给关联企业。例如住友银行将钱贷给住友化工。当1970年代的美国公司以两位数的利息率贷款时，日本的公司贷款的利息率远低于此。

因为贷款成本要低得多， 日本企业的表现比美国企业出色也就不足为奇了。日本极高的存款率也不足为奇，因为当时的日本实际上没有公共退休计划，而企业退休金又少得可怜。日本人只得通过存钱规划他们的退休保障。并不是因为他们更加节俭，只不过是因为对未来感到更加绝望罢了。而这些绝望的储户们除了将钱以极低的利率存起来别无其他选择。

当高利率为西方经济设定规则，淘汰掉弱势企业时，日本银行则在人为的低利率下向有关系的公司放贷。真正的市场并不存在。资金的确在流动，但是关系才是决定因素。结果就是，大量坏账应运而生。

在日本融资的主要手段不是在股票市场上提高资本净值，而是从银行贷款。董事会由公司雇员和银行家组成，比起利润，银行家对能够保持公司运转并偿还债务的资金流更感兴趣。因此日本成了当时资本回报率最低的工业化国家之一。但从规模上看，日本经济因其构成方式又确实拥有巨大的增长速度。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就是出口。

日本人别无选择。因为推动着整个体系的是极高的存款比率，普通的日本人很少消费，因此日本无法将其经济建立在国内需求上。且因为日本的企业受到的是来自内部人士和银行家而非投资者的控制，他们想要做的就是增加资金流的注入。即使有利润的话，利润有多高则不那么重要。因此低成本出口激增。放贷量也被提高，更多的资金需求也随之产生，然后随之产生的是更多出口。经济在增长，但是繁荣的表象下危机已经在酝酿之中。

日本银行过松的放贷方式增加了不良贷款——即那些无法被偿还的贷款。许多糟糕的商业计划获得了融资。日本银行非但没有划掉坏账，让相关的企业破产，它们反倒提供了更多的贷款使得这些企业得以运转下去。贷款数额急剧上升了，而由于储户的存款被用来维持经济体系的稳定，能够带来更多资金的出口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经济体系虽然资金充裕，但实质却是大量靠输血才能存活的企业——还有顾不上盈利，只是拼命增加流入资金的公司——它们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着整个金融体系的根基。出口的激增换来的是极低的利润。整个经济体系大量地生产仅仅是为了维持其运转。

从外部看来，日本经济在突飞猛进，通过价格低廉的优质商品占领着市场。日本企业不像美国企业那样执着高利润率，日本人看起来好像已经赢得了未来。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日本靠的是政府控制的廉价贷款这一传统维持生存。而低廉的商品价格是一种绝望的表现，只不过是为了保持资金流入，这样日本的银行业才不会崩溃。

最终，债务结构增长到了令银行依靠出口获得的资金流也难以为继的程度。日本银行纷纷崩溃，政府只得援助这些银行。比起允许让大规模衰退来规范其经济的做法，日本采取的是用各种自救手段来延缓巨大的阵痛，换来了至今仍困扰着日本的经济萎靡。经济增长速度一落千丈，股市跳水。有趣的是，1990年代初期危机出现时，许多西方人一开始并未注意到日本经济出现了问题。他们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仍在谈论着日本的经济奇迹。

日本的案例为什么对中国有意义？中国和日本类似，但规模还要大。这不仅因为中国也是一个重视社会关系胜于经济规则的亚洲国家，而且它还是一个使用政治手段分配资金并且操纵经济数据的共产主义国家。而且在这个国家，有赢利要求的股东们没有以获得资金为目的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们重要。中、日经济都严重依赖出口，都有惊人的高增长率，而且都有一旦经济增速稍有减缓就要面临崩溃。根据我的估计，日本在1990年代的坏账率大约占GDP的 20%。中国的坏账率，根据最保守估计，高达GDP的25%之多——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更接近40%。但即便就是25%，也已经是一个骇人的数 字了。

中国的经济看起来是健康而有活力的，如果你只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多快的话，简直令人震惊。但是增长率只是要审视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增长是不是可以赢利的。大部分中国的增长是真实的，产生的资金也能让银行满意。但是这种增长实际上不能让经济更强健。而且它一旦减速，比如说因为美国的衰退而引起，整个的经济结构会快速崩溃。

在亚洲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日本在1980年代是增长引擎。传统智慧认为它将超过美国。但事实上，当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其增长率是不能持续的。当增速放缓，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用了20年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类似的情况是东亚的经济在1997年出现危机，因为之前经济增长得如此之快，许多人都毫无防备。

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扩张非同凡响。然而认为这样的增速会一直保持下去的想法违背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周期的某一时刻，虚弱的业务会被剔除，这一定会暴露出经济基础中丑陋的一面——而这一定会发生。在某一时刻，仅仅是熟练工人的缺乏就会遏制经济的持续增长。增长是有结构性上限的，而中国正在到达这一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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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带来的变数

发达工业国家在2010年代会经历一个人口紧缩期，劳动力供应会无法满足需求。对于某些国家，因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念，接纳外国劳动力移民的方案即便不是完全不被考虑的，也起码不能被轻易认可。比如说日本，就是个极度排斥移民的国家。而它又必须能找到可供抽税的劳动力资源来供养老龄的工人阶层。如果有的选的话，大多数工人不会选择去日本工作，因为日本是个对想入籍的外国人相当不友好的国家。韩国人在日本不能成为日本公民，即便他们一辈子生活在日本并且在日本工作，日本警察对他们颁发的文件上还是把他们写作“朝鲜人”（不管是北朝鲜还是南朝鲜）。

然而，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的巨大的储备池，即便中国人不去日本，日本人也会来中国，就像他们过去所做的。在华日企里雇佣的中国劳动力可以替代移民到日本的方案——而且这么干的不会只有日本。

要知道北京也会同时试图加强对国家的控制力。回顾中国历史，当中央政府以铁腕治国的时候，就是它准备接受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尽管规模巨大的也很集中的日企的存在会吸纳了中国的劳动力，这对于当地企业家和政府，乃至北京来说都有着极大的经济意义。然而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不合算。它将极大的直接削弱北京的政治利益。但是日本不会愿意看到北京周转资金，只为达成它自己的目标，那会使日本人的投资计划全盘落空。

到了大约2020年时，日本会和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努力吸引日资来华（在对日方更有利的条件之下）。中国的沿海地区会互相竞争来吸引日资，并且会抵制北京的打压和它宣扬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内陆地区不会从日企在华的事实中获得多少利益，但是在沿海城市，企业和政府则会与拥有大量资金的日本人组建起同盟，共同抵抗为内陆地区发展买单的中央政令。日本人带来的钱将很快地让党中央出现分化，削弱了中央政府对沿海城市的控制。

对于像日本那样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又无力应付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来说，中国将会被视作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一部分。不幸的是，非常不凑巧。中国经济在某次无法避免的下滑中会让中央政府更加专断和民族主义化。但是中央政府的能力自身将会被金钱的腐蚀作用削弱。中国会维持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实权会倾向于向各地区转移。

中国非常有可能出现的未来会是它曾经历过的噩梦的重演——即变成在各地区领导人相互竞争之下的一个分裂的国家，外国则会抓住机会趁虚而入，创建各自的势力范围，他们可以在其中制订有利于自己的经济规则，中央政府试图维持统一但是以失败告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出现一个新的毛主义中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再次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最不可能出现的就是当前这种情形的无止境延续，这一点倒是一以贯之。

总的来说就是，中国在未来20年不会成为一个地缘政治断层地带。中国的地理环境使得这无论如何也不大可能发生，而且中国的军事发展水平需要它花费10年以上的时间来克服这种地理环境限制。中国经济和社会承受的内部压力将会带来超出它应对能力的国内问题。因此，中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冒外交政策的风险。至于中国和外国的交往程度方面，中国更多是在防御以抵制外来的侵犯，而非向外扩张。
 
这是STRATFOR的总裁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2009新书《The Next 100 Years》中的一章 China 2020 : Paper Tiger的中译本，本站有删节。其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历史做了新的梳理，并对未来做出预言，请读者兼听之，鉴识之。

文章来源：《译者》。

作者简介
乔治•弗里德曼，犹太人，生于匈牙利，三岁随父母移居美国，早年就读于纽约城市学院，主修政治学，获康奈尔大学政府专业博士学位，在宾州迪金森学院任教二十余载，期间是美国军方和五角大楼的座上宾，承担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国防大学和兰德公司国防和国家安全课题，较早引入计算机模拟战争推演。　

1996年，乔治•弗里德曼一手创办美国智库“战略预测公司”并任总裁，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未来趋势、情报资讯分析机构，为各国政府、《财富》500 强提供建议和经营环境解析，提出全球大战略思考架构下的行动方向，是美国唯一一所可以公开合法出售情报分析成果的私营机构。“战预”在全球各地与分析家、学界、智库和各领域顶尖人士合作，将搜罗的情报信息严格筛选整理，为客户提供现场情报、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三大重点产品。因此，“战预”公司在美国又被称为“影子中情局”或“民间中情局”。在中情局因情报不准广受指责诟病之际，“战预”反而名声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