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慈善资本主义

似乎是中国崛起的又一证明，世界上最知名的两个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到中国，行程的一个目的，是劝说中国的亿万富翁们响应其“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通常而言，这一难得的秀场足以让受邀者弹冠相庆，但最终，它却成了一个检验中国慈善事业风向的恼人故事：富豪们自然乐于将自己的名字与巴菲特和盖茨联系在一起，却不愿意冒“被捐赠”的风险。

 

由此，很容易得出东西方慈善文化差异巨大的结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巴菲特和盖茨的“捐赠誓言”构思始于去年，今年6月正式启动。据巴菲特描述，在美国，尽管有拉里·埃里森和乔治·卢卡斯等40位知名富豪最终响应其“捐赠誓言”，公开承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或离世后捐出至少一半财富，还是有为数不少的富豪在交谈过程中迫不及待挂掉电话：一些富豪认为慈善是私人的事，不想公开化；另一些则一门心思把财富传给下一代。

 

自上世纪初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等近代第一批亿万富翁开拓现代慈善事业根基以来，还从未有如此大规模由超级富豪引导的“劝善”行动。据盖茨估计，超级富豪中只有约15%的人捐出了其大部分财富，通过他和巴菲特这种“慈善资本主义”模式的带动，这个比例可能会上升至70%。

 

时机的选择可谓关键：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慈善活动，但也为有实力的富豪提供了新的证明机会；太多美国企业和美国模式因危机走下神坛，“捐赠誓言”则在宣示，至少在慈善这一领域，美国商界仍是领先者。

 

问题在于，对“捐赠誓言”退避三舍的中国富豪们往往只看到捐出过半身家这一惊人数字承诺——尽管“捐赠誓言”只是道德承诺而非法律合同，而忽略了盖茨、巴菲特所代表的“慈善资本主义”模式本身。

 

“慈善资本主义”这一过去几年颇为流行的概念核心，是号召超富阶层在有生之年投身“高度参与的慈善”和“结果导向的捐赠”，把其捐赠视作“投资”，并用风险投资战略和研究工具去管理其“投资组合”，在慈善领域实现生产效率革命。言而总之，新一代的慈善家将自己视作是“社会投资者”，以灵活的方式利用资源杠杆，建立网络，不被动地寻求补救办法，而是主动根据问题来找出治本之道（诸如盖茨基金会以解决全球健康不平衡为核心目标），以期解决慈善事业中最棘手的一环：如何评估一个慈善组织的效能。在过去，人们对一个慈善组织的评价多停留在主观评价上；一些慈善家的目标初衷含混不清；而常见的所谓财务、社会和环境的“三重底线”等衡量标准，也太容易被人为操纵。

 

“慈善资本主义”并非完美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很多慈善基金并不具备吸纳大规模资金的能力，一些亿万富翁的资产流动性也欠佳。即便盖茨基金会这类样板，也被批评人士认为存在运作不透明、公司治理不完善等问题。而亿万富翁在慈善事业上的集体大手笔，也会被解读为其在“打劫”深陷预算赤字的西方政府，以拥有更大权势。

 

但“慈善资本主义”至少能克服传统慈善基金会的一个巨大弊端：迈克尔·波特等人的研究发现，传统慈善基金会不管其使命如何，都过于看重对个别项目的短期赞助而非可持续发展，在衡量成果方面则几乎未作努力。对于仍以在慈善晚会上竞赛般把捐款数字抬高为荣的中国富翁们来说，这无疑是一门全新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