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顿：贸易战是否迫在眉睫？

以下事件算是一根导火索。本月初一份全国性日报上的一则小新闻，报道弗吉尼亚州的一家灯泡厂濒临倒闭，这不但威胁着该厂200名工人的生计，更意味着“美国制造”的衰亡--海外低价竞争的受害者和政府政策的意外“后果”。

 

对某些美国政治界人士而言，正是这样的新闻为其走上贸易战的道路铺垫了更多的理由。他们指责奥巴马政府没有对保护美国经济免受国外不公平竞争做出太多行动。这种怒气还被指向到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他们认为这些贸易伙伴应对全球贸易失衡负责。这些贸易伙伴大幅出口而进口过少的政策，使得各国复苏经济的政策失效。

 

部分观察家指出，不断累计的政治抱怨氛围，可能是政客们为11月份中期选举拉抬人气而营造的。甚至过去几个星期里一些比较积极的消息—例如美国夏季工业产出上升了1%—也未能吹散弥漫在国会山的这团怨气。根据经合组织预测，美国第四季度的GDP增速将会放缓—从上季度的2%下降到1.2%，全国失业率仍将盘桓于近10%的高位，对于贸易强硬派来说，美国还是储蓄不足、消费过度，商品和服务方面的贸易赤字不断增长。本年度前七个月的贸易赤字增加到2900亿美元，而2009年同期只有2040亿美元。

 

为了提振美国经济，今年七月奥巴马总统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让美国出口翻番。“但是如何做到？”世界银行贸易部门主管伯纳德•霍克曼（Bernard Hoekman）提出质疑。“如果不采取激进的贸易策略打开海外市场，这样的目标实现起来绝非易事。”与此同时，华府内奥巴马的反对者自有一套打算—他们希望通过法案来提高外国进口的难度。

 

这一切已敲响了贸易战的警钟。“贸易赤字伴随着高企的失业率已经激起另一轮的保护主义浪潮，”沃顿商学院主攻跨国公司管理的史蒂芬•科布林教授（Stephen J. Kobrin）提醒道。“但是我不清楚政治家对贸易赤字的反应中，多大比例是鼓噪，多大比例是真正的关切。”

 

无论怎样，在支持自由贸易的圈子里，有关抬高进口壁垒是否会引发他国报复，继而导致全球贸易战的争论正在升温。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官员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世贸组织已经为各国提供了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Pascal Lamy）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坚称，“我们生活的星球不再会有贸易战，”但存在“贸易摩擦”。

 

即便态度不太乐观的观察家，也不认为会出现上世纪30年代那种全面的贸易战。当年随着美国宣布提高进口关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贸易大战在全球爆发开来。不过眼下，除了美国以外，还有主要贸易顺差国，如中国和德国，需要做更多工作来缓解“摩擦”。专家认为，能开始认识到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就是迈出了确保全球可持续、稳定复苏的坚实一步。他们认为，顺差国和逆差国都要担负起责任，每个国家都要从政策调整和改革的相应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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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逆差是双方的问题，贸易顺差国可能储蓄过多，而很明显，逆差国则储蓄的太少，”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理查德•赫林（Richard J. Herring）指出。“如果双方都能共担责任，那么逆差调整将会容易许多。但实际上，调整的压力总是不对称的，逆差国要比顺差国提前很长时间就感受到困扰和压力。”

 

尽管如此，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中国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与华盛顿的政治角力。2008年，中国的全球货物贸易顺差已创2950亿美元的记录，去年减至1960亿美元，而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美国位居欧盟之后，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2008和2009两年分别达8400亿和5170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0年的头五个月，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0%达930亿美元。

 

无容置疑的是，中国确保出口增长—中国GDP增长的40%靠出口—有赖于当前政府班子严控人民币汇率。沃顿商学院兼职教授、南卡罗莱纳大学摩尔商学院的国际贸易学教授杰拉尔德·麦德特（Gerald McDermott）说，这就是中国重商主义的一面，即“尽可能打开海外市场。”

 

通过人为压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国政府可以刺激全球对低成本中国制造商品的需求。“中国操纵汇率的目的在于吸纳来自腹地的富余劳动力。此举有着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双重考虑，”赫林教授指出。“但是中国的发展已如此庞大，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有其致命的弱点，除非政府真地愿意大量积攒外汇，而此举又会导致外汇相对人民币贬值。”

 

今年初夏时分，中国曾对美国的施压显现出些许屈服，对外宣布允许人民币汇率将在比以往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波动。但是政策宣布之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有限—相比6月份兑美元汇率1美元兑换6.83人民币，9月份1美元兑换6.77人民币。这让一些美国政治家颇为不满。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恩（Tim Ryan）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蒂姆·墨菲（Tim Murphy）正在发起一项法案，允许美国公司以人民币汇率过低为由，申请向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学术界广泛认为，如果中国减少出口，必然会从鼓励国内消费来补足缺口，但这个办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的问题，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就是国家幅员辽阔，民众普遍贫困，”麦德特教授强调道。根据中国一家独立的非政府研究组织，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的研究结果，2008年中国城市家庭平均年收入不足5000美元。

 

另外，不同于美国的是，中国民众偏向储蓄，而非消费。2009年，中国国内储蓄与GDP占比达到50%，而在美国此比例刚刚超过10%。刺激中国老百姓消费—购买更多的国内和国外商品，而非因种种担忧而不得不储蓄，例如政府会否提供更多的退休金和医疗保健服务—至关重要。

 

中国也想改变自己作为低成本生产者的名声。麦德特教授指出，研究显示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利润率只有个位数，而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高科技产品的利润率则高达50%。“中国也意识到贸易竞争力并非只由成本一项因素决定。他们在培养工程师和高科技方面大量投入，可惜回报尚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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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深陷国际贸易失衡大讨论核心的国家是德国，尽管去年中国已经取其代之，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2009年，德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897亿美元，2008年顺差只有2.66亿美元。根据德国统计部门Destatis本月初公布的数据，德国的今年上半年出口增幅超过进口，贸易顺差9500万美元。（1到7月间，美国对德国出口270亿美元，进口达460亿美元。）

 

很多情况下，德国自视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典范。作为欧元区一部分，德国并未像中国那样因操控汇率而备受诟病，正如赫林教授指出的，德国“几年前便开始了痛苦而艰难的经济结构调整，而很多国家到现在还没有开始。”

 

德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达2.2%，创下了1990年两德统一后的最好季度记录，德国因此不情愿改变现有政策，这点令周边的贸易伙伴大为错愕，其中包括法国财政部长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6月，拉嘉德对外表示德国的出口威胁到欧元区其他国家的竞争力，他甚至建议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减税，以鼓励德国消费者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德国的国民储蓄率在GDP占比达到21.8%。

 

如果默克尔总理拒绝采取鼓励进口并减少出口的政策，又将如何？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道德学教授菲利普·尼科尔斯（Philip Nichols）指出，既然德国处处遵循自由贸易原则，那就很难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来施加压力。“总不能让德国扭曲其对外贸易吧，”他强调道。“这与所有国际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立足原则有悖。”

 

同时，改变贸易逆差国的行为也非易事，美国就是例证。赫林教授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摆脱大多数逆差国的困境，关键在于别国愿意大量持有以美元计价的低息债权。但是这种情形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当市场态度发生转变时，往往一夜之间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问题是解决方案既不能立竿见影，又不能药到病除。“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性的需求协调增长，”沃顿商学院商业和公共政策学教授霍华德·帕克（Howard Pack）建议道。奥巴马政府也曾有类似提议，“但是其他国家不予支持。”

 

美国还可以走另外一条路，针对造成高失业、过度消费和资本低效配置的经济结构问题进行—因为经济问题最终影响到贸易。可惜，最近一次的机会被错过了，奥巴马政府“没有充分介入经济部门的改造，”麦德特教授指出。“如果没有给那些银行大笔注入资金，它们将不得不重组。”

 

对于是否要实施整体经济刺激政策，“我们需要一些需求刺激政策，但也要关心钱被引向何方。”除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麦德特教授建议刺激资金也应投向那些中小型企业。这些中小型企业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是出口主力军。

 

和很多观察家观点一致的是，他也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再度重视制造业。尽管美国的制造业近些年的产出有了长足增长，但与服务业相比，发展速度还是慢了许多。1980年时，制造业在美国GDP占21%，但此比例一路下滑，到2008年时仅有13%，而同期在中国占32%。“制造业保护和创新并非贸易保护，”麦德特教授补充道，“而是一种战略经济管理措施。”

 

尼科尔斯教授建议美国的制造业者不要理睬有关贸易失衡的政治议题和“民意的反感”，要知道在全球化背景下展现的某些经济数据是一种“不准确的影像”。“政治边界并不能够反映商业现实，”他强调，当前的全球经济已经纠结在一起，“贸易战就是对自己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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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顿的赫林认为，各国近期对经济复苏放缓的反应，显示出任何贸易战都可以被避免。“尽管在漫长的经济衰退期里，各国政府会采取保护主义政策，而且大多数政策都希望国内补贴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是即便在这个问题上，结果也是复杂的。拯救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大笔资金，绝大部分最终流进了外国银行。在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我认为这算是一种贸易外交的胜利。”

 

对于经济前景，麦德特教授认为尽管“尚未出现灾难性的下滑迹象，但是我认为如果美国不对其金融和制造业部门进行重组，它将陷入5到10年的高结构性失业，这可不是施政的最佳政治背景。

 

来自位于柏林的德国智库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 资深研究人员赫伯特·迪特（Heribert Dieter）认为拖沓的改革步伐最终将让美国政治家们无路可走，迫使他们筑起更为麻烦的贸易壁垒。“政策制定者在巨大的外界压力下，起码要把自己扮得像是高效的经济管理者。”他指出，“让奥巴马得分的是，他并没有做当初人们预测的事情。迄今为止，美国贸易政策尚未显现出更多的保护主义色彩。”问题是短期的保护主义通常会演变成长期的保护主义，最终变得难以阻止。“逃出来的魔鬼，很难再被压进瓶中，”迪特说。

 

他表示顺差国家也要采取行动，“而不要等到逆差国家（主要是美国）不可预料的反应出现时——比如美国意识到只有停止进口才是唯一出路——才采取行动。”但是，什么样的大棒和胡萝卜策略会被用上？“现在还没有看到有行动，”迪特说道。“只有政治压力，而没有具体措施。”

 

迪特和来自英国的沃维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理查德·希格特（Richard Higgott）在位于伦敦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共同出版一本题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决策入门》（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A Primer for Policymaking）书。书中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的税率。“这并不意味着取缔资本跨境流动或对其设立有害的政策禁令，我们认为此举能让这种流动慢下来并延长流动时间，”迪特说道。二是让长期大幅顺差国家将其顺差中一部分拿出来设立基金，由国际组织来管理。

 

迪特承认对上述两条建议能否被广泛接受“不抱任何幻想”，但这是一个开端。“我们将建议摆在桌面上，这有助于德国重新思考其出口制胜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并非目标，但德国人和中国人有时有意忘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