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全球年度商业人物榜：黑榜

平衡术
　　
对一个公司和它的领导者来说，最绝望的时刻便是发现自己与“安然”(Enron)这个词联系在一起:2003年初爆出会计丑闻的荷兰皇家阿霍德公司被称作欧洲的“安然”，而年末意大利帕玛拉特公司的假账事件则被称为安然的欧洲版。
　　
丑闻像个不可破解的诅咒：和前两年一样，2003年依然充满了会计丑闻、无限制的贪婪和各种令人愤慨的强词夺理，并在力度上更加深化：秋季发生的格拉索薪酬事件前所未有地将纽约证交所置于监管之下，险些引发人们对现存商业体制的置疑。
　　
这一诅咒很有可能会延续到今年，至少，已被诉诸法律的案件在程序上就远远没有结束。
　　
但事实上，2001年占据媒体头条的经济罪行报道时刻提醒人们对未知丑闻的恐慌，而2003年的同类报道更注重对过往行为的事实追究，并认为丑闻能切实推进公司制度的改革。
　　
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和经济发展一样，商业丑闻也具有某种不易察觉的循环周期。这一过程中，大量足够灵敏的监测措施相继启动，人们应对丑行的能力不断增强。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共谋式经济犯罪越来越容易被发现，在公司组织中至关重要的职位被公众的目光盯得更紧，处在其顶端的领导者尤其喘不过气来：好业绩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褒奖，并得随时准备面对舆论的怀疑或繁琐的财务审查，该职位被动地处于失衡状态。
　　
因此，对商业领导者来说，2003，是重新找回职业平衡感的头一年。
　　
一个颇为不赖的消息：全球经济的回暖在去年年末得到了肯定，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强劲，亚洲和拉美许多经济体第三季度的增长达到数年来的最高；日本和欧洲的经济也同样重获增长，只是相对而言稍慢些。
　　
尽管去年大部分时间美元疲软，但美国股票市场在经历三年忧郁期后回归牛市，道·琼斯工业股票飙升了24%；另外，美国公司在欧洲市场进行的并购交易额较前年增长一倍以上，至745亿美元——分析师们认为世界上最结实的经济体美国在2004年将继续保有跨国并购的热情。
　　
现在可以乐观地断定，目前商业领导者正处在一个微妙的阶段：经济周期和商业丑闻周期恰好处于同样的上升周期，因此，两者产生的合力呈现出一个美妙的趋势：良好的公司治理正在形成，基于理性的冒险欲望恰好重被点燃——正是那种能产生真正财富的结合。
　　
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一趋势需要通过公司治理者的领导力来实现。或许很难再将1930年代J.P.摩根(J.P.Morgan)式的绝对影响力复制出来，但领导者仍是商业活动的核心，通过健康的公司行为将生龙活虎的气息重新带回交易场所。
　　
在今天，这一点尤其值得强调。
　　
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在本期特刊的结尾部分推出“Who is who in 2003商业人物榜”，分为红榜、黑榜和幸存者三个组成部分，其中红黑榜是主打。
　　
红黑榜内再度细分的意图如下：对红榜人物的选取体现出《环球企业家》对领导力三种要素的强调，光明商业前景的实现有待这些要素得到倡导和实践；黑榜回顾了一年中最失意的商界人士，当然包括丑闻主角，不过其初衷并非重复对过失的拷问，而是希望借此明确公司领导者在当今商业社会中的位置、界限和应有的承受力，因此同样关涉这个世界的商业未来。

●迪克·格拉索(Dick Grasso)：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
　　
在安然破产所引发的清算贪婪CEO的浪潮中，因薪酬过高而被调查的个案并不多。正因如此，格拉索这位“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重振股市的英雄成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2003年8月，格拉索累积退休金、奖金及储蓄等总额高达1.4亿美元的薪酬计划披露后，公众的愤怒情绪一下子被点燃。
　　
其实，格拉索的年收入在2001年时已达3100万美元，其中包括表彰他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6天便迅速使纽约证交所复市的奖金500万。如果格拉索逐年提款，大概不会有问题，但他把大部分所得留存交易所专设户口，而交易所保证他每年有8%收益，遂达成令人咋舌的巨款。
　　
9月，在“有力人士”及传媒的追查下，纽约证交所又透露格拉索尚有一笔4800万美元的“递延薪酬”，事情遂变得不可收拾：美国国会议员公开指责格拉索贪婪无厌，向来最听话的证券经纪商也联合署名逼他下台。格拉索被迫辞职。
　　
眼下，纽约证交所准备要求格拉索放弃他业已收到的约1.4亿美元薪酬的大部分；证交所董事会已要求纽约州和联邦检察官同时展开调查，弄清格拉索是如何获得近2亿美元退休金和延期支付的薪酬的。
　　
这一事实向后安然时代的美国企业管理人士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即使是极受尊敬的企业高管人士，亦可能会因薪酬过高而遭清算。
　　
尽管如此，许多大公司的高管仍坚持寻找新方式补偿经济低迷时期相对微薄的加薪和奖金：据咨询公司统计，在2002年，美国大公司高管人士直接薪酬总额跃升15%，平均为300万美元，格拉索事件并没有使这一数字的增长出现明显停滞。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尤科斯石油公司前任CEO
　　
在克里姆林宫与寡头的这场新战争中，看来双方都低估了彼此的耐心。
　　
特工出身的普京2000年初以改革俄罗斯经济和打击寡头财阀的政纲参选，当选后遂与寡头达成“只可发财、必须交税、不准涉足政治”的不成文“约法三章”。对此置若罔闻的豪富都没好下场。
　　
但普京政府没想到，看似最温顺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自仗财雄势大，在政府拘捕其公司二号人物后仍不逃之夭夭。2003年10月25日被捕入狱后，霍氏成了俄罗斯历史上最有钱的“持不同政见者”——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将这位以“尤科斯石油公司的改革家”形象示人的俄罗斯新贵列为世界第八大富豪。
　　
而面对自己多年斥重金搭建的海外政治及舆论关系网的强烈抗议声，普京政府仍然无动于衷——这也令霍氏所料不及。
　　
如同1930年代美国政府藉税务问题把黑社会分子绳之于法，掌握了叶利钦时代国企全盘私有化过程中“暧昧交易”细节的普京政府因“政治需要”，翻揭陈年旧账：继俄罗斯检察部门在10月宣布霍氏从事欺诈、伪造公文和逃税等行为，导致政府损失10亿多美元的收入后，12月初，俄税务当局指控该公司欠税50亿美元，以迫使霍氏交出尤科斯的控制权。
　　
普京政府玩的虽然是经济入罪的政治游戏，却义正词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有论者开玩笑说，这一波谲云诡的事件发生后，令世界的“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府”专家突然增加10倍。霍氏仍被关押，他与普京之争正进入新回合。[---分页标志符---]

●菲利普·康迪（Philip Condit）：波音公司前CEO
　　
在官方的声明中，菲利普·康迪2003年12月1日的辞职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几乎没有投资者愿意相信这一点，他们更加倾向于董事会已经对菲利普·康迪丧失信任的说法。
　　
虽然康迪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波音公司，从普通的工程师做到公司的最高领导层，在其长达38年的职业生涯中，为公司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似乎公司每一次重大决策失误都和他有关。
　　
不妨看看康迪在过去一年让他们目瞪口呆的做法吧——花11亿美元来拯救对公司意义不大的商业太空发射业务；非法获取竞争对手的机密资料而被美国空军取消价值10亿美元的合同；邀请五角大楼的官员加入波音进行“不当行为”的交易。
　　
最终，这家美国最大的出口商、高科技巨头在康迪手中变成了“低迷”、“缺乏商业信用”的代名词。

●孙吉丞（Son Kil Seung）：SK集团前董事会主席
　　
2003年3月，孙吉丞因集团旗下一家关联公司涉及12亿美元的会计违规行为而受到韩国检察机关的起诉，随后因为欺诈罪名成立而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4年执行。
　　
五个月后，孙吉丞被迫辞去董事会主席的职务。
　　
舆论普遍认为，孙吉丞实际是韩国政府和大企业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代表平民力量的民主党前总统金大中上台后，决心改变执政党依托大企业集团的状况。现任总统卢武铉这方面的思路与其一脉相承。
　　
作为韩国最大的五家企业集团之一的SK曾向反对党大国家党捐过钱，执政党选择它作为打压大企业集团力量的切入口不足为怪，但最关键的是，SK的漏洞的确太明显，过去2年造假12亿美元，破了全国纪录。韩国金融证券市场较开放，有较多西方投资者参与经营，客观上也要求有严密的司法制度和诚信约束机制。
　　
孙吉丞四十余年的个人“光辉”历程也宣告结束。1965年从汉城大学商学院毕业两年后，孙加入了当时的SK——一家叫“鲜京纺造”的小型地方纺织厂，1973年开始全面负责企业的长期规划和收购业务，令SK进入能源化工领域并成为行业霸主，继而进军无线通讯业、成为韩国最大的运营商。
　　
在SK集团丑闻爆发前，他正领导公司进入生命科学和制药行业。

●卡里斯托·坦齐(CalistoTanzi) ：帕玛拉特公司前CEO
　　
安然欧洲版主角，65岁的卡里斯托·坦齐，人称意大利“奶爸”，2003年11月27日在意大利米兰闹市区伏首就擒,当时，坦齐正准备登上一辆豪华奔驰，一群彪形大汉突然围将上来。
　　
意法庭当日正式对他发出拘捕令，认定坦齐涉嫌指使帕玛拉特公司制造假账，并且个人侵占数亿美元。若罪名成立，他将被判处最高达10年的监禁。
　　
随后，帕玛拉特不仅被抖出了约为90亿欧元的高额债务，更涉嫌非法转移资金和造假账等丑闻，营私舞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市之初。
　　
公司股票如决堤般狂泻，被证交所紧急停盘时，面值仅为0.11欧元，缩水幅度高达95%以上。帕玛拉特公司被迫申请破产保护。
　　
坦齐个人的奋斗历程曾为意大利民众所称道。40多年前，坦齐继承祖父的小型冷冻食品公司，他无意中看到经过高温消毒的牛奶不用冷藏也可保存相当时间，便萌发从事牛奶加工业的想法。
　　
1961年4月，坦齐成立帕玛拉特公司，主要经营牛奶、酸奶、奶酪等各类奶制品，在策略上不断追求新市场和国际化。收购帕尔马足球俱乐部后，因为大笔的投入和球队良好的成绩，坦齐赢得了这个足球王国众多球迷的好感。
　　
事发后，意大利一家权威媒体对此事的评价是：“老坦齐拥有两张面孔，一边致力于协助帕尔马城的重建，在海外推广帕玛拉特这个品牌，另一边却将巨款卷往国外。”

●塞斯·范德胡芬（Cees van der Hoeven）：荷兰皇家阿霍德公司前任总裁
　　
以前有人这样略为夸张地形容阿霍德：“全球最大的食品零售商，但几乎无人知晓”。几乎是一夜之间，阿霍德的名字登上了全球各大财经类报纸的头版。
　　
2003年2月24日，阿霍德公司宣布，其子公司美国食品服务公司多报了2001和2002年的收益，至少5亿美元，原因是对供应商所提供的折扣进行了“不恰当的”会计处理，当天，公司股价立即下跌了近2/3，仅为一年前的1/10。
　　
6月，公司在美国运营的零售部门又被发现了2900万美元的“有意违规账目”，从而使丑闻中的阿霍德雪上加霜。
　　
阿霍德从115年前的一家小食品店发展为仅次于沃尔玛和家乐福的全球第三大零售商，丑闻爆发前，阿霍德在全球27个国家拥有9000家零售店，年销售收入超过600亿美元。
　　
1993年上任的范德胡芬是阿霍德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执行者，其核心策略是大规模跨国并购：据统计，1995年至2001年期间，范德胡芬花了190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50次收购。
　　
大肆收购在让阿霍德跨入全球巨型企业行列的同时也种下祸根。范德胡芬在收购时往往“过于慷慨”；另一方面，投资收益却低得可怜。财报显示，阿霍德的销售收入自1998年以来翻了一番，但该增长多源于兼并，而兼并的资金基本来自发行新股和举债——很清楚，这种循环难以为继。
　　
这桩全球丑闻爆发后，范德胡芬和公司CFO迈克尔·莫伊尔斯双双宣布辞职，阿霍德公司立即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出井伸之(Nobuyuki Idei)：索尼公司董事长兼CEO
　　
对这个行为和观念都很西化的日本人来说，2003年可谓流年不利。4月他宣布索尼公司季度亏损达到10亿美元之后，公司股价在两天里下跌了四分之一，创出7年来最低点。
　　
出井的领导能力也由此受到外界普遍的怀疑。为弥补“股灾”损失，生性傲慢的他不得不在两个月后公开向投资者表示懊悔，说明这是由于他没能向市场做出适当解释导致的恶果。
　　
饱受外界诟病的还有出井伸之的执行能力。在1999年公司宣布了一项大胆的重组计划之后，他在具体实施上的速度和力度上都明显不够，最终，其核心业务的电子产品利润率从10年前的10%下跌到了1%。
　　
不过对出井伸之来说，唯一幸运的一点是，他的决策者地位没有受到根本动摇，2003年6月，公司任命了七名新董事——董事会还是表示了对他一定程度上的信任。
　　
2003年下半年，出井伸之不得不抛出新的索尼转型计划，主要内容是提高电子产品部门的盈利能力，计划在2006/07财年以前将该部门运营利润率提高到10%，而2004财年的目标是4％。
　　
无论对索尼、还是对1960年代加入索尼、现年67岁的出井伸之而言，这次重组的成败都至关重要。[---分页标志符---]

●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迪斯尼公司CEO
　　
迈克尔·艾斯纳的2003年结束得耐人寻味：迪斯尼运营收入增长10%，利润增长了两倍多；票房爆棚的《海底总动员》和《加勒比海盗》两部大片带来了超过12亿美元的收入；主题公园和酒店业务开始回升；收购之后的美国广播公司(ABC)也逐渐停止了自由落体式的亏损——这一切都看上去很美。
　　
然而，就在年报公布的10天之后，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沃尔特·迪斯尼的侄子罗伊·迪斯尼宣布从迪斯尼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职位上辞职。自此，迪尼斯公司中的家族成员已经一个不剩。
　　
在辞职信中，罗伊写道：“我真诚地相信，最终离开迪斯尼的将是你，而不是我。”两人的不合由来已久，罗伊认为艾斯纳正在使迪斯尼丧失创始人赋予它的灵魂，变得唯利是图而又糊涂透顶。
　　
在执掌迪斯尼的19年CEO生涯中，61岁的艾斯纳曾经创造出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1998年结束的黄金时代，其间，他挺过了无数次来自董事会和下层的反对，但没有哪次可以和现在的情况相比。
　　
尽管艾斯纳在给罗伊的回信中显得义正言辞，暗示他的辞职有助于公司的发展，但实际上，最后一名家族成员的离开使艾斯纳备受舆论压力，很多人认为他被逼宫，甚至挺不过今年便会辞职。
　　
另外，罗伊的辞职标志着艾斯纳刚愎自用的管理风格走到了极致——清除了董事会中所有反对者，但同时也几乎彻底丧失了外部的信任。最近，迪斯尼的董事会被一家咨询机构评为美国上市公司的最差董事会之一。

●于尔根·施伦普(Jürgen E. Schrempp)：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CEO
　　
2003年，美国汽车行业最失意的人非59岁的于尔根·施伦普莫属。
　　
为应付险恶的汽车市场，戴克不得不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但市场繁荣的假象无法掩饰大幅度的利润缩水：2003年第二季度净收益下降90％之后，第三季的净收益比前年同期继续下跌24.33亿欧元。
　　
标准普尔由此将戴克的长期评级从BBB＋降到BBB，在大量金融业活动使汽车制造商更加依赖信誉评级的当前，施伦普得费大力气才能摆脱公众对戴克盈利能力的置疑。
　　
另外，戴克旗下梅塞德斯－奔驰公司秋天发现个别车的安全带带扣不能紧扣到位，于是紧急召回已发售的33000辆轿车，质量问题已严重影响戴克在市场中的声誉。
　　
最令施伦普头疼的是，他吃了官司。
　　
2000年《金融时报》采访施伦普后，将戴姆勒收购克莱斯勒一事描述为“平等的合并”；去年8月，施迎来了误导投资者的共同起诉，戴克花了三亿美金摆平此事。但此后不久便等来亿万富翁科克·凯尔克里安的指控。
　　
凯尔克里安拥有的Tracinda公司是1998年收购发生时克莱斯勒最大的股东，他认为施伦普的说法蓄意误导投资者，从而使戴姆勒所付出的收购价格低于这家汽车制造商在一项全面收购交易中本应支付的价格，因此要求戴克公司向投资者赔偿20亿美元。
　　
施伦普解释他那样说主要是从双方的心理角度而言，媒体曲解为事实上的平等。但他没有及时做出澄清，导致投资者秋后算账。

●克里斯托弗·高尔文(Christopher Galvin)：摩托罗拉公司前任总裁
　　
作为摩托罗拉公司创始人的后代，高尔文与董事会的分歧很容易理解。个人对家族事业的情感与股东们对利润的追逐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他在2003年9月辞职。此后不久，摩托罗拉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将亏损的半导体部门剥离的计划，而这正是高尔文所一直坚决反对的。
　　
有评论认为，高尔文时代摩托罗拉的诸多问题早在他1997年上任前就埋下种子，比如失败的铱星计划，对模拟手机的错误坚持等。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以及通信行业整体的低迷使公司被竞争对手赶上并超越，导致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
　　
事实上，高尔文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他通过“MOTO”重塑了公司品牌形象，组建了新的高管团队，最终在2003年使公司重新回到盈利的轨道上。
　　
但董事会不再有耐心继续给他机会。
　　
高尔文认为他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强大平台，不知新任总裁桑德尔将会如何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