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与政府和企业应该是平等合作关系
慈善基金为何举步维艰
慈善组织作为社会的“第三部门”，与政府和企业应该是平等合作关系
在世界轮椅基金会上海办事处的文件柜里，已经整齐收藏了超过6万张国内残疾人士的照片，这个数目恰好和他们目前在中国的轮椅捐赠总数相当。负责人鄢滢小姐告诉《环球企业家》：“每送出一台轮椅我们都会索要一张照片，为了保证轮椅都发送到最需要它的人手中，也可以让捐赠者知道谁得到了他们送的轮椅。”她和她的4位同事承担着基金会在中国的整个联络运作。鄢小姐说，“对于我们这样的机构，名誉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把事情做得没有任何疏漏。”
今年6月1日新颁布的《基金管理条例》并没有使她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她必须要为轮椅基金会找一个中国的业务主管单位，而条例中对行政开支不超过10%的“一刀切”规定将使她的很多劝募活动难以开展。此外，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仍然不得在中国境内组织募捐、接受捐赠，眼下，轮椅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全部来自美国，而她们刚刚启动的“行走*渴望”项目正希望从赚得盆满钵满的在华跨国公司那里募得更多资金。
“中国的劝募市场已经相当成熟，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我们对慈善事业的需求非常旺盛。”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对《环球企业家》说。
学者认为，慈善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阀”。不同于通过市场的第一次分配和政府调节的第二次分配，作为慈善的第三次分配是个人完全志愿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分配才是效用最大化。目前，美国富人们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捐赠有6700亿美元，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其GDP的9%，相比之下，我国现有各种慈善组织所掌握的资金仅占国内GDP的0.1%。截止2000年，美国的基金会共有5.6万个，其中近90%是私募基金会，他们掌握了全部基金会总资产的85%。而中国目前获批准的基金会仅1200余家。
中国现有的慈善组织绝大部分都是官办的，政府把慈善组织看成自己的助手或者某种派生机构，这使中国慈善事业有着政府干预的强烈色彩。
“最大的问题是捐赠，我们的捐赠很大部分是行政性捐赠，强制性捐赠，这非常违反公益事业原则，如果捐赠不是志愿的，百姓的积极性会受到极大的挫伤。”王说。 还有一种情况是政府成了募捐主体。现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很多地方政府还在接受募捐，甚至发动募捐。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在国外，慈善组织的运作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的拨款。英国是33%，德国是60%，美国也在30%以上。而我国不到20%。有了钱总是自己包揽一切，什么事都做，这是中国政府传统的惯性思维。实际上这是很不划算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英国政府每年给慈善组织33亿英镑，而慈善组织向社会提供的服务达到了近100个亿，这种效率政府自身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中国首席代表杨富强认为，基金会在欧美如此发达主要得益于政府实行的各种税收减免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办慈善机构。在美国，政府不控制慈善机构的投资，也不控制基金会的董事会，政府只看慈善机构按不按他的宗旨办事情，慈善机构每年要向政府提交报告，如果发现报告中所作的事情不符合其宗旨，马上就可以取消免税资格。我国虽然在1999年也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但根本就无法操作，因为国务院专门发了一个文规定只有向国务院认可的7家机构捐赠才能获得免税的待遇，其它一概不算。
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明确地发出信号，安捷伦负责公共事务的副总裁cynthia Johnson希望他们不仅仅是目前被动的捐钱，而且能够更深地介入到慈善事业，“我们想找到公司能真正带来价值的项目，也是其员工可以发挥他们的专业技能的项目。比如科学教育和环境保护”。
事实上，该公司每年将其利润的1.5%投入到自己的基金会中。去年其在全球的慈善支出大约是1千万美元。总部有一个正式的委员会收集信息，来确定公益项目。各个分公司也有相应的设置，在安捷伦中国，这样的员工组织叫做“爱心俱乐部”。
在世界轮椅基金会上海办事处的文件柜里，已经整齐收藏了超过6万张国内残疾人士的照片，这个数目恰好和他们目前在中国的轮椅捐赠总数相当。负责人鄢滢小姐告诉《环球企业家》：“每送出一台轮椅我们都会索要一张照片，为了保证轮椅都发送到最需要它的人手中，也可以让捐赠者知道谁得到了他们送的轮椅。”她和她的4位同事承担着基金会在中国的整个联络运作。鄢小姐说，“对于我们这样的机构，名誉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把事情做得没有任何疏漏。”
今年6月1日新颁布的《基金管理条例》并没有使她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她必须要为轮椅基金会找一个中国的业务主管单位，而条例中对行政开支不超过10%的“一刀切”规定将使她的很多劝募活动难以开展。此外，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仍然不得在中国境内组织募捐、接受捐赠，眼下，轮椅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全部来自美国，而她们刚刚启动的“行走*渴望”项目正希望从赚得盆满钵满的在华跨国公司那里募得更多资金。
“中国的劝募市场已经相当成熟，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我们对慈善事业的需求非常旺盛。”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对《环球企业家》说。
学者认为，慈善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阀”。不同于通过市场的第一次分配和政府调节的第二次分配，作为慈善的第三次分配是个人完全志愿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分配才是效用最大化。目前，美国富人们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捐赠有6700亿美元，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其GDP的9%，相比之下，我国现有各种慈善组织所掌握的资金仅占国内GDP的0.1%。截止2000年，美国的基金会共有5.6万个，其中近90%是私募基金会，他们掌握了全部基金会总资产的85%。而中国目前获批准的基金会仅1200余家。
中国现有的慈善组织绝大部分都是官办的，政府把慈善组织看成自己的助手或者某种派生机构，这使中国慈善事业有着政府干预的强烈色彩。
“最大的问题是捐赠，我们的捐赠很大部分是行政性捐赠，强制性捐赠，这非常违反公益事业原则，如果捐赠不是志愿的，百姓的积极性会受到极大的挫伤。”王说。 还有一种情况是政府成了募捐主体。现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很多地方政府还在接受募捐，甚至发动募捐。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在国外，慈善组织的运作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的拨款。英国是33%，德国是60%，美国也在30%以上。而我国不到20%。有了钱总是自己包揽一切，什么事都做，这是中国政府传统的惯性思维。实际上这是很不划算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英国政府每年给慈善组织33亿英镑，而慈善组织向社会提供的服务达到了近100个亿，这种效率政府自身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中国首席代表杨富强认为，基金会在欧美如此发达主要得益于政府实行的各种税收减免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办慈善机构。在美国，政府不控制慈善机构的投资，也不控制基金会的董事会，政府只看慈善机构按不按他的宗旨办事情，慈善机构每年要向政府提交报告，如果发现报告中所作的事情不符合其宗旨，马上就可以取消免税资格。我国虽然在1999年也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但根本就无法操作，因为国务院专门发了一个文规定只有向国务院认可的7家机构捐赠才能获得免税的待遇，其它一概不算。
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明确地发出信号，安捷伦负责公共事务的副总裁cynthia Johnson希望他们不仅仅是目前被动的捐钱，而且能够更深地介入到慈善事业，“我们想找到公司能真正带来价值的项目，也是其员工可以发挥他们的专业技能的项目。比如科学教育和环境保护”。
事实上，该公司每年将其利润的1.5%投入到自己的基金会中。去年其在全球的慈善支出大约是1千万美元。总部有一个正式的委员会收集信息，来确定公益项目。各个分公司也有相应的设置，在安捷伦中国，这样的员工组织叫做“爱心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