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十年·1996年8月

1986年8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做了一笔当时看来罕见的大买卖——经过12个月的谈判之后，以一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一家铝厂10%的股份，在此前后，中信还有多笔海外投资，包括在加拿大兴建纸浆厂，在巴西和智利开矿，以及在澳大利亚投资毛纺工厂。

这些动作令海外观察者感到惊奇，虽然从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78年，中国企业就有了去海外投资的行为，但规模都小的可怜，例如在国外开设中餐馆。涉足于工业项目的，寥寥无几。

这一切都让中信再次扮演了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试水者的角色。实际上中信从诞生之日起，身上就包含着不一样的基因，中信的创始人荣毅仁的父辈曾经是旧中国盛极一时的民族资本家，而准备向世界重新打开大门的中国领导人又以三顾之礼请荣毅仁这位红色资本家出山，希望借助他的经验，让中国驶向世界的航迹更加平稳。

中信不负所望，1981年2月，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同年又与外资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开启融资租赁的先河。这些对放开放的创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每一次都是对旧的做法的突破，对传统思维的挑战。

后续：1980年代后期，中信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1987年中信先后收购香港国泰航空、港龙航空和香港电信的股权，令香港媒体惊呼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收购香港”。而中信泰富借壳上市之举也把红筹股的概念带入了海外资本市场。1990年代以后，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特殊窗口的信托公司风光不再，中信也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期。但在很多人眼里，中信依然是中国政策变化的风向标，中信打造金融控股集团的尝试，被所有试图突破中国混业经营限制的境内外金融机构所关注。


时光倒流二十年：：建国后首次企业破产

1986年8月3日， 在沈阳市人民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政府官员宣布连续亏损10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资产三分之二的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倒闭，这是建国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企业。

对所有人这都是心理上的一记重击，认为破产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铁律被打破了。

事实上，当地政府并不是没有给沈阳防爆器械厂机会，一年前，三家被划入破产试验名单的企业收到警告，如果不能在一年中出现起色，企业就难逃破产的厄运。

这让每个企业职工都背上了沉重的压力，特别是管理者，同样被列入警告名单的沈阳五金厂，厂长的丈夫劝妻子辞职，因为他害怕妻子可能会因承担破产责任而入狱。

她选择留下，但是裁减了工厂管理人员的数量，开发了新产品，并将奖金发放向一线职工倾斜。破产的压力也使每个职工前所未有地将企业看成是自己的根本，为节约成本，工厂不再雇卡车，职工自愿用平板车给工厂拉原料。

而缺少这些变化的沈阳防爆器械厂期限到后继续亏损，混乱的管理、 低劣的产品依然如旧，破产不可避免。

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企业能否破产的争论远未平息，反对者坚持职工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破产将导致失业，损害政府形象。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相关法律不完善和以及政府官员缺乏经验也使破产的实际操作难以进行。

后续：几个月之后，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试行)》，从法律意义上确认了中国企业可以破产的事实。1980年代破产依然是罕见的个案，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以及抓大放小思路的确立，大量企业的关停并转，中国人熟悉了一个充满社会阵痛的词汇——下岗。


时光倒流10年：外资进入中国电视行业受阻

试图进入中国迅猛增长的有线电视行业的外国投资者感到失望，他们发现，在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中一枝独秀的有线电视行业尽管前景诱人，却有着最难突破的壁垒。

1996年8月《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广电总局官员的话称，外资直接进入中国的有线电视行业目前还不可能。

这之前，新闻集团的此种努力已经碰壁，该集团旗下星空卫视希望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达成协议，由中央台转播其节目，并借此引来电视订户，交易最终搁浅。

“默多克（新闻集团主席）先生有很多梦想，但现阶段在中国实现这些梦想还不现实。”广电总局的官员如此表示。按照规定，获得许可的外资电视节目只能在中国三星级以上的宾馆播放。

后续：到2005年默多克进军中国内地依然未能如愿，新闻集团投资的获得有限落地的凤凰卫视也未能创造盈利神话，2006年6月，默多克将所持凤凰卫视部分股份部分售予中国移动。1996年后的10年是中国电视行业大发展的十年，除了中央电视台外，所有的省级电视台通过卫星转播理论上有覆盖全国的可能性，但广电行业对外资的限制仍然严格，中国总理对凤凰卫视主持人的称赞只有个案的意义，中国电视环境的特殊性让广电行业对外开放需要长期的过程。


追溯 flashback：空中客车的前生今世

从2001年起，空客公司首席执行官诺埃尔·弗加德开始享受每年订单均超过波音公司的乐趣。正如《环球企业家》2001年7月号的标题《打造一体化空客》所示，阅历丰富、颇具外交才能的弗加德不但协调了多方股东的权益，而且严格监督产品质量到成本控制，空客的财务前所未有地健康。他开始极力推动世界上最大的商用客机A380型号飞机的研制。

前两年，波音公司丑闻不断，使弗加德着实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去年，他从空客CEO的位子上升到母公司欧洲宇航防务集团首席执行官，洪博达接替他原有的职位。

但今年6月，空客宣布将A380巨型客机的交货再次推迟半年，在随后为期三周的管理层动荡中，弗加德和空客CEO洪博达被迫“引咎辞职”。

A380的推迟不但断送了弗加德的职业生涯，而且使空客公司的财务和名誉同时受损。而且，A380的失误已经导致客户对空客未来的项目——A350项目丧失信心。

现在，急于安抚投资者和客户的空中客车计划推出取代A350的新飞机 ，在远程客机市场上同老对手波音公司一决高下。

但是，新飞机所需预算是A350的两倍，而推迟交货使今后4年的运营利润减少20亿欧元。拥有复杂股权结构的空中客车，尚未寻找到管理失败的真正原因，如何能在如此被动的局面下恢复斗志？实在是个艰难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