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但要核查！”这句里根时代著名的谚语，用来形容目前西方消费者对于跨国公司海外代工厂的态度再合适不过。
1990年代初期，利用“血汗工厂”生产产品的美国服装制造商Levi-Strauss被新闻媒体曝光。为挽救其公众形象，Levi-Strauss公司制定了第一份公司生产守则。在劳工和人权组织等NGO和消费者的压力下，许多知名品牌公司也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守则，后演变为 “企业生产守则运动”。这一运动的直接目的就是促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从单一关心产品质量转向关心环境、工人的职业健康以及劳动保障。
不过，跨国公司自己制定的生产守则有着明显的商业目的，其实施状况也无法得到社会的监督。在NGO组织的推动下，生产守则运动由跨国公司“自我约束”的“内部生产守则”逐步转变为“社会约束”的“外部生产守则”。
到2000年，全球已有246个生产守则，除了其中的118个由跨国公司制定外，其余皆是由行业协会、多边组织或国际机构制定的所谓“社会约束”的生产守则，主要产生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等国。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生产守则制定和监察认证的组织有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简称FLA)、“国际社会责任组织”(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简称SAI)、荷兰的“洁净衣服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 ，简称CCC)、英国的“道德贸易行动”(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 简称ETI)、以及“地毯标志基金会”(Rugmark Foundation)等。
这场首先发端于服装制鞋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由于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转移愈来愈深入，也渗透到了电子等新兴行业。2004年10月，惠普公司、戴尔公司、IBM以及5个大的供应商成立了EICC（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电子产业行为准则），对诸如童工、工人安全保障、工人合理获取薪酬的权利作了详细规定。同年11月，苹果公司也发布了自己的生产守则。
工厂监察，作为一项业务也在迅速兴起。比如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早在2000年时就审查了全球范围内的6000余家工厂，耐克、沃尔玛等都是其服务的客户。普华永道一天的标准监察内容，包括对工厂的巡查、检查工人工资、纳税记录和员工档案，以及大约对25名工人和经理每位10-15分钟的就地访问。
还有10余家类似的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监察企业社会责任，维泰（Verite）是其中一家。
但问题是，这些检查大都由营利机构来执行，检查员并不要求在工厂之外的地方和工人谈话。“在工作地点之外的地方访谈工人会更诚实，且不会受到来自工厂的压力。”维泰执行总监Daniel Viederman对《环球企业家》表示。这或许是暴露劳工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不过这相对而言更昂贵，大部分公司并不愿意花这部分钱。
检查员光凭几天甚至一天的实地走访，能否真正了解中国工人压抑的不满或意见？这也是备受批评者质疑的地方。事实上，当惠普公司企业社会责任部的员工看到工人暴露在充满噪音的工作环境之下，当即责令工厂负责人为工人准备耳塞等防护用品，不料工人却并不领情：整天带着耳塞干活实在太难受了！记者亲眼见到了拒绝带口罩或是耳塞的玩具厂工人，他们的回答也如出一辙。另外，令所有利益相关方头疼不已的超时加班问题，工人们似乎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样不满，他们抱怨美国的生产守则阻碍他们努力工作。对于外出打工的大多数人而言，最大的愿望是能赚更多的钱寄回家里。所以工人有足够的利益动力为工厂隐瞒加班的实情。
另外，即使是由独立第三方所作的检查，最后的报告都是不对公众开放的。许多跨国公司发现自己正陷入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处境。拒绝公开查厂结果，会导致公众对于公司究竟如何改进的问题产生质疑。针对美国消费者的调查显示，如果商家能保证所销售的产品不是出自“血汗工厂”，他们愿意付出更多的价钱。即便如此，也只有16%的消费者承诺会把“与血汗无关”（sweat free）作为自己购买商品的最优先考虑。能否要求跨国公司在其出售的商品上贴上“与血汗无关”的标签呢？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司采取类似的举措。
抵制一个公司的产品并不是消费者给跨国公司施加压力的惟一途径。比如，还可以通过游说股东去影响公司重视提高海外工厂的劳动条件。
方法不一而足。就敦促企业社会责任而言，不同的监察组织会分别针对全球供应链上的不同环节。有一点却是所有监察组织的共识：灌输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须从上而下，但执行却是由下而上的——改变终归要落实在生产线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