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之城

在东南亚自然资源最贫瘠地区的潮湿海岸线上，上帝出人意料地把另一个曼哈顿放置在这里。全球经济的汹涌浪潮带动了诸多东南亚国家，最耀眼还是新加坡，其国民人均收入已经超越了西班牙和新西兰，是其近邻马来西亚的5倍之多。在新加坡滨海湾金融区，165米高的全球最大的摩天观景轮(The Singapore Flyer)俯瞰着一片广阔的建筑工地，数十栋摩天大楼从热带丛林中拔地而起，而在东南亚其他地区却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这里是亚洲第二、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市场，日均交易量超过2660亿美元。不远处则是车水马龙的新加坡港—世界最大的集装箱中转枢纽、世界第二大自由港，以及全球最大飞机机身修理商新科宇航(ST Aerospace）的基地。

新加坡欣欣向荣的景象让人不由得为之侧目，当地最著名的奢侈品购物区乌节路（orchard road）附近鳞次栉比的大型商场内，人群总是熙熙攘攘，钱袋鼓鼓的观光客不断地刷新着豪华酒店入住率。造价近60亿美元的金沙赌场娱乐城(MarinaBaySands)的开业标志着新加坡即将转型成继澳门、摩纳哥和拉斯维加斯之后新的世界赌博娱乐中心，三幢主楼支撑着一个巨大的空中花园，就像一艘悬于空中的无帆之船，似乎在宣称：“只要有钱船都可以飞。”

毫无争议的是新加坡可能是全球最擅长经济管理的国家—这个弹丸之地惊人地容纳了超过3万家国际企业，有4000多家将新加坡视作区域总部或者是国际总部。在过去五十年间，其神话般崛起的秘密在于一种将权力主义的价值观同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相融合的亚洲模式。2010年，新加坡经济增速达到创纪录的14.7%。

1961年成立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推动和见证了这一切：一个从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科技密集、知识密集到未来的创新密集的不断转型的样板。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去制造化的故事。“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不可缺少测试环节，缺乏制造就不可能持续研发。”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主席叶成昌对《环球企业家》说。

非“去制造化”

新加坡或许可称作自上而下经济调控的典范。新加坡的经济支柱首先是制造业，包括电子业、运输工程、石油化工等等；其次为服务行业，包括金融、物流、消费产品、咨询与通讯等；此外，还有旅游业以及信息、环境科技产业等新兴产业。令人惊奇的是新加坡经济并未因势力庞大的政府关联企业备受制肘，后者在新加坡GDP贡献比例里面占到60%，这个比例比中国高得多。

不过，新加坡又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政府调控，其成功的最关键核心—吸引外国跨国公司的能力，则主要应归功于自由放任主义以及门户开放政策。其核心是最棒的政府服务与基础设施、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开放的贸易路线、法治保障以及低税收政策。以税收为例，其企业所得税在东南亚地区仅次于香港的16.5%，仅为17%。若设立区域总部还可在5年间享受15%的税率，属个人外国来源的收入另可免税。此外，新加坡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亦有口皆碑。《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至2011年排名显示新加坡知识产权保护位居全球第一，超过瑞典和芬兰。

新加坡在有效利用外资方面成就卓著，超过7000家跨国公司汇聚于此，一些业内巨擘则在新加坡生根发芽—例如惠普在新加坡经营超过40年，拥有6000名当地员工，并据此设立亚太与日本的区域总部，管理行业生产和知识产权，并在2010年成立了第七所研究院—惠普全球第三大研究所。  

政府主导的国家战略使得新加坡成为技术创新驱动型经济典范。这获益于政府为其制定全球通讯枢纽的国家定位，新加坡得以与超过30个国家直通海底光缆，承载了亚太区域70%的全球国际出口带宽量，其海底光缆容量超过52 Tbps。衍伸其上的是政府巨资兴建了超过22万平方米的数据库设施，占有东南亚一半的数据储存量，全国范围内均免费铺设1Gbps 光纤到户。得益于新加坡极少的自然灾害、全球顶级的基础设施、储存稳定性及安全性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戴尔、IBM、花旗、福特、飞利浦、拜耳等全球顶级公司的数据处理业务中心均设在新加坡。尾随而至的顶级人才为新加坡在TMT重点领域（包括数据管理和分析、下一代数据储存、服务器和网络系统的设计、研发和生产、IT服务及价值链的控制塔、多平台的创作与商业化，以及下一代互联网科技和产品的构思和设计）领先提供了可能。

即使如此，令人惊讶的是新加坡至今并未摈弃传统制造业，而且未来也不准备放弃—这一点完全迥异于香港。叶成昌透露其制造业将保持在GDP的20%，未来也会保持在20%至25%。此前，出于对来自中国竞争威胁的先知先觉，新加坡有效提升了价值链，取而代之的制造业则体现高技术特性。新加坡吸引了全球航空发动机巨头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在当地生产飞机引擎，当地的造船厂和生物制药产业亦长期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主席叶成昌看来，以制造业为根基的多元化的经济格局对于新加坡的经济稳定举足轻重。此外，新加坡若想保持强大的技术基础，设计与制造均不可或缺。

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新加坡就经历了五十年的转型期。以航空产业为例，上世纪90年代起，新加坡在飞机维修方面能力显著提升，最近几年则开始转向知识密集型经济，例如飞机引擎设计和生产。在电子产业方面，新加坡在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是做电视机等系统组装。紧随其后则转向为诸如硬盘制造等。在半导体方面，新加坡之前做半导体后工程的组装测试，到现在转移为产业链前端如8寸、12寸晶圆片制造等。在半导体的衍生产业集成电路方面，新加坡至今拥有40家全球顶级公司在从事设计。

如何及此？在叶成昌看来，新加坡在产业迁徙选择时主要考虑以下两点：首先，新加坡是否具有相关产业竞争力，第二点是是否具有相对应的技术人才。例如新加坡之所以选择太阳能产业主要是因为新加坡之前所拥有半导体等方面的基础技术。“如果想要把半导体优势复制到太阳能的应用上非常容易，这类转型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叶成昌对《环球企业家》说。另一方面，资源贫乏的国情迫使新加坡派生出一系列比较独特的技术需求，例如在水务管理方面，新加坡拥有世界一流的薄膜污水以及海水淡化技术。以海水淡化为例，国际上每吨海水淡化的平均耗电量为15千瓦时，新加坡仅为3.5千瓦时。为了鼓励上述创新，新加坡政府将每年GDP的3%至5%作为研究经费。

新加坡已经吸引诸如华为等有志于国际化的诸多中资企业。在新加坡华为国际有限公司产品和方案负责人徐荣看来，新加坡的魅力在于其是一个很高端的区域市场，亦可称为“创新试验地”。例如新加坡是全球人均拥有iPhone第三的国家，手机渗透率143%。其家庭宽带已做到100兆，高保真的视频通话、IP TV以及远程视频监控均没有任何带宽的限制。“很多国家想做这个，遇到的第一个瓶颈是网络不具备。”徐荣对《环球企业家》说。每个新加坡人的手机里平均有超过30个应用，这是很多国家，包括相对发达的国家未来几年才可能达到的水平。徐认为其市场意义在于新加坡与全世界的接轨性—在新加坡所碰到的技术问题，是其他国家未来几年都会碰到的问题，在新加坡能够发放的业务也是未来其他国家会使用到的业务。

叶成昌认为新加坡是跨国公司亚洲市场本土化与亚洲企业全球化的首选地。这首先体现在文化包容性方面，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国家，是中西文化的汇聚地。在贸易方面，新加坡与世界各国签署了不同的贸易协议，经济开放自由。在信息、物流方面，由于新加坡所处的地理位置，达到亚洲主要经济体飞机航程均在七小时以内，有利于在当地设立区域总部或全球总部。最后则是市场，跨国公司立足新加坡主要是面向泛亚太市场。以洗发水为例，亚洲人一般比西方人的头发要粗，则需在洗发液里面多加一些护发素。为了解泛亚太消费者的心理、喜好以及消费产品的大趋势，此类公司多选择在新加坡进行产品设计与测试。

“很多企业来到亚洲，一是看市场，二是看有没有人才替我做新产品或者是新服务研发。新加坡则希望能扮演这个角色，使企业在新加坡把产品和服务研发做好之后，推向不同的亚洲市场。”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资讯通信与媒体业执行司长吴汭钢对《环球企业家》说。吴认为新加坡作为国际化跳板，对于急需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最直接的便利性在于汇聚人才。“多数中国公司管理层现在只懂得大陆的市场，如果到欧美或者其他新兴国家去，此类人才在中国很难找到。此外，对整个国际管理模式认识不够。这些都是新加坡的核心优势。”吴汭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