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跑了!

10月11日，在听到胡福林回国、公司即将复工的消息后，刘春明第一时间跑到了公司门口。但急于想进去打探消息的他，却被保安挡在了门外。

保安告诉刘春明，胡福林确实已经回来了，政府的领导和几个其他公司的老板，最近都忙着在里边开会。有了确切消息，就会第一时间正式对外公布，天天过来守着，也意义不大。虽无功而返，但刘春明还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之前半个月中，突然“被失业”的他，一直在为能否找到新工作犯愁。已经在信泰工作了8年的刘春明开玩笑说，“我把青春都献给了信泰”。

从最基层员工做起，在老板胡福林跑路之前，刘春明已经是信泰集团眼镜事业部的一名经理。但原以为苦尽甘来的他，做梦也没想到，好好的公司一夜之间就关门停产。

而好不容易晋升的职位，反而成为了他的负担。在市场行情并不景气的今天，温州很多工厂都在裁员，偶尔有招人的企业，需要的也是一线普通工人。像刘春明这样年龄偏大，又不能下厂干活的中层员工，反而成为最难“再就业”的一个群体。在公司停产之后，刘春明也成为了众多员工的“传声筒”，“好多员工都在向我打听老板何时回来，说回来了就告诉他们，再回来上班。”

9天之后，刘春明终于接到了“复工”的通知。虽然，目前信泰的6条生产流水线仅开工了1条，但有幸在复工后第一批上班的500名员工，都感到十分兴奋。刘春明用“劫后余生”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大家都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因此，所有人都比以前工作得更有激情，毕竟很多企业的老板跑了，是再也不会回来的。”

好老板，坏公司

在很多人眼中，刘春明的老板胡福林，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温州商人”。“不赌，不好显摆，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很有感情。”这是许多当地人对胡福林的评价。

最初有传言说“胡福林跑路”时，信泰的大部分员工并不相信。“当时，我们外贸、内销的订单都还有很多，起码要排到明年3月。而且，按照原有的计划，公司还准备在今年上市。”

更何况，就在胡福林出走的前两个月，信泰还给每个员工涨了300元钱的工资。9月20日，在跑路之前，胡福林还特别致电信泰集团的财务人员，要求尽快把8月份的工资发给工人。

虽然，当时信泰集团内部已有关于“老板要跑路”的传言，但第二天，刘春明和其他员工还是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办公室照常上班。他唯一觉得有些异常的是，公司大院里一下多了很多保安，而且都是他不熟悉的面孔。但是，忙于安排出货的刘春明并没有过多在意，还对同事说，“看来今年订单多，保安都不够用”。

但9月22日，院子里的保安越来越多，至少已有一两百人，并且，“大门口也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平常没有见过的人”，这让刘春明开始有些担忧“传言是真的”。9月23日，员工们终于接到了信泰集团所在的瓯海开发区管委会的正式通知工厂停工。

消息一传出，工厂立刻乱成了一团。员工们开始议论，自己还没领到的两个月工资怎么办，有人甚至提议上街游行讨要工资。而很多供应商和那些“平常没见过的人”，一下子都冲进了办公室，拣值钱的东西往外搬。

突如其来的变故，最终让刘春明确信，“老板真的跑了”。对他来说，两个月的工资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更担忧的是，他已经以“内部融资”的方式将自己的大半身家都投到了公司里。老板走了，这笔钱该怎么办?

在信泰，中层员工的工资并不高，做到了主管这一级别，每个月也就只有3000多元钱。然而，很多人愿意留在信泰，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额外的收入渠道——公司内部融资机制。主管及以上级别的员工，都可以把自己的闲散资金借给老板胡福林。“1万元起存，月息1分5。”按最初的约定，信泰每月会给员工返息一次。但多数时间内，返息的时间都会延长到一个季度，甚至半年。

不过由于公司一直以来的效益和信誉都很好，加之利息也比银行高得多，所以，刘春明一直都很放心把钱存在公司里。今年8月，刘春明还拿到了一次1500元的“返息”，但当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本金”会出问题。“我放进去的钱还不算太多。我的一个好朋友，放了10多万在公司。要是公司真的倒了，他也就跟着倾家荡产了。”

与刘春明不同的是，那几天，王秀珍更急着在信泰找“人”，而不是“钱”。 在信泰工厂停工后，王秀珍就开始奔波于信泰集团、开发区管委会和派出所之间。

几个月前，王秀珍的丈夫徐明刚刚升任信泰一个眼镜工厂的厂长，原本以为幸福生活就此开始的两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坏运气来得这么快。

王秀珍说，工厂停工的那天，很多工人都上街讨薪，生怕惹事的徐明独自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根本不敢出门。然而，9月26日，派出所还是以“配合调查”的名义，将徐明从家里带走了。直到10月8日，王秀珍也没再见到丈夫。

后来，在朋友的多方帮助下，王秀珍才打听到，徐明还被关在看守所里，罪名是“涉嫌煽动工人闹事，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关押期间，亲属不能探视。

这场无妄之灾打乱了王秀珍的整个生活。她说，每天晚上，小女儿都哭着要爸爸，她只能骗女儿说“爸爸出差了”。并且，王秀珍和丈夫也存了六七万元钱在公司里，公司若是破产，他们在温州“将无立锥之地”。

但如今的王秀珍已经没有心情想以后的事了，“等我老公回来了，我们也许会离开温州回老家。这次的事情让我身心俱疲，以后，我也不想再出来打工了”。

与刘春明和王秀珍的后知后觉不同，温州当地另外一些人，很早就收到了“老板跑路”的信号。

从8月份开始，在温州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就一直持续着以往难见的火爆状态。通常在车展上才能见到的保时捷、兰博基尼等豪车，在这里随处可见。

在温州二手车市场已经干了6年的黄宝新，凭经验就可以判断出，不少老板因为资金链吃紧，只好“贱卖”豪车套现周转。

黄宝新最近“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因为这个两个月“不仅好车、新车多，而且折价率普遍较高，过户也很迅速”。而以往，二手市场上有豪车出售，大部分并不急于出手，而是要等一个好价钱。但现在，交易速度加快了，买家看中一部顶级豪车，在价格谈妥后，一般当日就办理过户手续，最迟也能在第二天早上将手续办妥，深怕卖家因为债务问题车辆被查封。

“愿景”惹的祸

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登记信息显示，2010年，信泰还是区里的纳税明星企业。其1100多万元的纳税额，在全区至少可以排进前30名。而在整个温州眼镜业，信泰则是能跻身前十的企业。

不过，从2008年胡福林投资光伏开始，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家公司存在的隐忧。

2008年，国家鼓励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温州也开始鼓励当地企业投资新能源，信泰相继投入6亿元从事光伏产业。在投资新能源之初，胡福林曾胸有成竹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光伏愿景”：预计到2011年，产能达到600兆瓦，年收入70亿元人民币。

不过，胡福林的妻子却认为此举可能带来极大风险，曾不断地劝说胡要慎重。不过，自信满满的胡福林当时根本听不进妻子的劝告，而这最终导致二人离婚。不想，3年之后，胡妻一语成谶。

胡福林的运气，的确不好。从信泰进入光伏产业开始，光伏发电多晶硅的价格就从2008年前的70美元/公斤跌到55美元/公斤。紧接而来的欧债危机，又让低谷中的光伏产业雪上加霜。

此外，胡福林先后投资组建的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和温州中硅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的都是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据光伏相关业内人士介绍：“太阳能电池组件并非核心业务。这类工厂类似于加工厂，只生产电池配件和组装，国内少说也有几百家。”

在瓯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黄建民眼中，信泰也并非是唯一一个“步子迈大了，扯着蛋”的企业。他见过许多“用1块钱的利润，做10块钱事”的温州企业。它们的逻辑很简单，新能源虽然风险很大，但收益也很高，很多人都愿意冒险一试。但终归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在信泰之前，平阳一个老板为了投资做光伏，借了很多高利贷最后却无力偿还，结果被放贷者绑架，逃跑过程中摔成了重伤。相较而言，胡福林已算幸运。

“我们通过太阳能光伏发出来的电，电费起码是三四块钱一度，但现在的工业用电也就1块多，民用电只有5毛多。不要说民用了，就是小一点的企业也用不起。”供需不匹配和产能过剩，让大量从事新能源的企业，都只能依靠着政府的补贴过日子。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补贴大幅减少了。

很多原来准备赚“快钱”的企业，最终发现，自己加入了一场终点遥不可见的马拉松，他们开始被迫从银行贷款、从民间拆解资金来勉强维持。

“这就像一场赌博，直到输掉最后一分钱之前，输家都只能继续下注。”2008年，当胡福林带着年销售额不到2亿元的信泰进入这场赌局时，他就已经注定无法成为赢家。

但即使在今天，胡福林当初进军新能源的愿望，依然不难以理解。传统制造业的利润率已大幅下滑，长期的微利甚至亏损经营，已经让众多温州传统制造企业心灰意冷。

在温州龙湾工业区，箱包工厂老板刘阔海，正在为来年的经营犯愁。虽然，今年的外贸订单已经排得满满的，但工厂的毛利率只有3%左右，加上原料上涨、人民币升值，他已经有点吃不消了。年初，他曾想转做品牌走内销，但由于国内普遍存在拖账和经销商压榨的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后，刘阔海最终还是放弃了。

目前，箱包工厂的生产仍在继续维持。但门口的招工牌已经挂了好几个月，却一直无人问津。上个月，刘阔海曾亲自带人到附近几个大型人才市场招人，但听说只有2000多元的工资，很多人掉头就走。而这已经是刘阔海能够给出的上限了。“要是明年效益还起不来，我也只能把工厂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