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天津

原本处于中国经济“锈蚀地带”的老北方经济中心，现在何以成为外资的应许之地?

瑞士人薄辛格（Dieter Buchinger）第一次徜徉在五大道，看到路两旁被树木掩映的一栋栋欧式建筑时，仿佛感觉身在家乡。 
 
这里在天津中心市区的南部，“五大道”并不是正式称谓，而是天津人对附近成都、重庆、常德、大理和睦南路五条街道的泛称。 
 
在五大道，欧式小洋楼有230多栋，它们大多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凝固了天津最显赫时期的记忆。重庆路55号那座，外檐用中式青砖砌筑，四周围绕着西洋柱式回廊，熟悉掌故的人把这里叫做“庆王府”——1925年，清朝遗族载振买下了大太监小德张的这所宅子，在此居住。 
 
在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的外国租界，失意政客、富商巨贾以此为安乐地，时人所谓“无心问世者视之为世外桃源，热衷政局者，视之为终南捷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按照不平等条约于1860年开埠的天津，1930年代正处在畸形发展的顶点，在西方人淘金的喧嚣和李鸿章、袁世凯前后几任北洋大臣的苦心经营下，出现了近代中国最早一批邮局电报、纱厂银行。带着殖民色彩的天津既不再是“天子渡津”的河埠码头，也不是“天津卫”那样的屯兵要塞，而是堪与上海并称的中国北方经济重心。 
 
1998年，作为天保名门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刚到天津的薄辛格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满街跑得还都是自行车。相比之下上海浦东的开放已经进行了六年，在外国银行纷纷搬回外滩旧居的同一时刻，夹江而峙的陆家嘴，新建中的摩天大厦每日在进行高度上的攀比。上海正努力找回1930年代的旧梦，天津却沉默着。 
 
原因似乎并不难找到。从北京五环路附近的入口上京津高速公路，到天津北疆港区，之间的距离恰好137公里，行车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中国的首都和曾经的北方第一大工业城市咫尺之遥，几乎没有给人留下感受地域过渡的余裕。这是天津在区位上的尴尬之处，两个城市相距太近，北京又太强势，既无法形成城市的双子星座，而以天津的体量又不可能屈居北京的卫星城。 
 
半殖民地时期的短暂繁荣成为历史尘埃后，天津需要找到新的城市定位和发展动因。 
 
2006年5月末《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提出要将滨海新区建设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以及宜居生态型新城区。而三个月后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对《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的批复中，更首次明确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 
 
沉静多年的天津许久没有经历过如此高度关注，也从未像此刻这样，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有了自己清晰的位置。 
 
天保名门把新建的亚太物流中心设在距离天津市区40公里的滨海新区。“我们从2003年起就有了在天津增加投资的愿望，天津是一个正在急速发展（Booming）的城市，”薄辛格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天津制造】 
 
两年前，天津投资新修了一条通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泰达）的轻轨，从市区搭乘到泰达的市民广场也需要45分钟。尽管还处于亏损，轻轨却被认为是一笔划算的投资。这符合泰达的一贯思路，和大多数城市选择交通便捷的郊区兴建开发区不同，泰达的建设一开始就圈定远离市区的一片盐碱地重头来过。 
 
如今泰达已是发达小城镇的模样，从第一大街到十三大街，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厂房一眼望不到头。习惯慢节奏生活的天津人对这里的看法是，年轻人多，有活力。 
 
第四街的摩托罗拉是这里最老牌的跨国公司，熟悉情况的老出租司机都习惯在这里趴活。摩托罗拉亚太区有限公司副总裁倪铭声还记得1999年冬天从气候湿热的新加坡来到天津时的情形。从车里到饭馆不到百米，但他只走了几步路就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北国的寒冷。 
 
尽管不适应气候，天津工厂却是倪铭声的福地。短短六年间他从一名负责生产和工程事务的高级运营经理擢升为摩托罗拉公司全球副总裁、集成供应链管理天津生产基地总经理。能有这样的职场突破，同摩托罗拉近年来在中国的蓬勃之态密不可分。倪铭声到任的1999年，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的销售额是31.4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达89.83亿美元，增长了三倍。 
 
很大程度上这归因于摩托罗拉选择天津建厂的成功。摩托罗拉刚到中国，第一要务便是本地生产，寻找合适的供应商。天津拥有上百年的制造业基础，新中国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电视机、第一架照相机都诞生在天津,仅能为摩托罗拉配套的电子元器件厂就有十几个，这也是摩托罗拉在天津和厦门之间最终选择天津的原因。天津人很多几代都是产业工人，而且外商明显感觉天津工人对企业忠诚度高，轻易不选择跳槽。稳定的员工队伍对大制造业非常重要，摩托罗拉总裁公开讲中国工人尤其是天津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天津光电公司（754厂）、天津三五二二工厂都是国内最早与摩托罗拉进行配套合作的企业之一。渤海键盘公司，仅为摩托罗拉配套的产品销售收入就由1996年的50多万元达到2006年预计的2000万元。反过来，天津也成为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大本营，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大的生产基地。 
 
在很长一段时间天津雄厚的工业基础都是可以善加利用的双刃剑，运用得当，未来中国制造的相当一部分商品将会打上天津制造的印记。在泰达管委会副主任倪祥玉的理解中，现代化制造业基地也正是中央对泰达的定位之一。 
 
摩托罗拉的成功还取决于和天津市政府以及泰达罕见的良性互动，多年来摩托罗拉和泰达管委会每半年就有沟通交流会，泰达管委会主任每次会带领所有职能部门的局长一起出席。2006年10月和天津市政府的例会上，倪铭声提出现在生产基地出货量大，如果还是一个月报一次税，周期显得过长，在座的市领导当场就答应倪铭声要求每月报税四次的要求。 
 
反过来摩托罗拉也成为泰达在外招商的活广告。倪祥玉每次接触有投资意向的企业，总会让他们去访问摩托罗拉。倪铭声很乐意帮政府的忙，接待来泰达考察的企业，“让他们看看过去六年我做到了哪些不可思议的发展，他们来到这里同样可以做到”，倪铭声告诉《环球企业家》。在过去四五年中，泰达新增外资总量有50%以上来自老客户的增资或者老客户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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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跨国公司都选择了泰达，尽管决策的逻辑也许异曲同工。在制冷等制造业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丹佛斯公司1996年到天津独资建厂的时候，相中了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天津武清开发区。“武清开发区相对较小，我们就是小池塘里面的大鱼，得到了本地政府很多的支持”，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其中道破其中玄机。 
 
选址还有些对天津区位逆向思维的味道，武清开发区介于京津中间，通常人们认为太靠近北京减少了天津的发展空间，不过丹佛斯却认为，离得近公司聘用的外籍员工就可以住在北京，方便的同时也降低了成本。此外，招聘人才的时候公司也能面向京津两地，扩大选择范围。 
 
曾经在美国呆过25年的张其中，现在即便偶尔去趟天津市区都能由衷地感到，这两年天津就有股冲劲在里面，“天津的城市变化有大气象，并非某个点或者某条路的局部性变化，改变中呼之欲出的是一个大格局”，张其中感叹。 
 
而天津工厂已成为丹佛斯在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生产基地。“这是我们投资建设的独资工厂，以后在中国并购得来的公司都会以天津工厂作为样板”。 
 
实际上，整个天津市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已为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据，而外商独资企业是天津直接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2005年全年实际到位22.72亿美元。截至2005年末，世界500强企业已有114家在津落户。无论吸引外资的速度还是规模，天津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丰田、摩托罗拉、三星、LG、葛兰素史克都在这里书写自己的中国故事。  
 
【畅想滨海】 
 
即便是滨海新区的概念甚嚣尘上的时候，对滨海新区究竟涵盖哪些地区，也少有人能准确地说出。事实上，滨海新区是指位于天津东部临海的狭长地带，包括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个行政区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保税区、天津港区以及东丽区、津南区的部分地区，规划面积2270平方公里，几近浦东新区的四倍。滨海新区的概念早在1994年就被天津市政府提出，时隔十余年后终于被写入国家战略。温家宝总理视察滨海新区时提出“把滨海新区建设成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现代化新区”。 
 
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是改革进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地域重心，而滨海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80年代要读懂深圳，要不然就不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90年代就是要读懂浦东，要不然就不能深刻认识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要想把握中国的未来，一定要读懂滨海新区，这是国家战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认为。 
 
被确定的重点地区会得到特殊政策的扶持，这可能是关键所在，并最终变成中央和天津的一次博弈。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浙认为要害在于特殊政策实现的时间，因为这是排他性的，比如能否争取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政策，并且给天津的政策能尽可能晚地给其他地区。 
 
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意见写明，“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传承天津金融中心历史的希望还在于新市长的到任。2002年12月，戴相龙被任命为天津市代市长，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掌管中国金融全局的人民银行行长位置上工作了7年半，长期以来被国际上看作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标志性人物。 
 
几乎从宣布任命的那一刻起，人们就猜测新市长在金融界广泛的人脉能否为天津起跳找到新的支点。 
 
大洋洲昆仑国际集团联席执行董事刘欣诺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2001年在新西兰创办的这家公司，目前已经占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裔金融市场的主要份额。几乎在推进滨海开发政策出台的第一时间，刘欣诺就判断出政策的意义，抢先登陆滨海新区。“我们还是想从金融创新的战略布局和平台的搭建上，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这些方面和天津市政府配合去做”，刘欣诺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这和戴相龙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的思路暗合：天津的目标不是北方金融中心，而是建设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争取成为金融创新基地。 
 
据悉，滨海新区正在发改委的支持下组建中国第一支产业发展基金，国家外管局也已经正式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的外汇管理办法，目前正在进行一些细节的制定，主要将意愿结汇、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在保税区保留外汇、允许自由兑换、开展离岸金融作为重点。 
 
在周立群看来，目前滨海畅想曲还处在炒作概念的第一阶段。当然，即便如此也不等于坐而论道，无所作为。事实上，提升天津城市功能、方便天津和周边地区往来的种种基础设施建设一直在加速进行。2005年开工建设的京津城际高速轨道列车， 2008年6月全面投入使用后，将把京津两地的通勤时间缩短到30分钟。京津塘高速公路的第二通道和第三通道的建设将于2008年年底建成，届时至少有三条、15个车道以上的高速路将京津联结起来。“正在天津展开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同高明的棋手正在进行最初的布局”，周立群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不过，把滨海新区的开发纳入国家战略，是期待滨海新区带动天津整体发展。“上海浦东的发展结局是在浦西，天津的发展也不仅仅是滨海”，吴浙称，“往大了去肯定是要带动环渤海经济带的勃兴”。 
 
根据天津市的城市规划，到2010年，滨海新区工业总产值将达到8500亿元，占全市整体比重的60％以上。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促进天津老城和滨海新区的承接？ 
 
“天津城市面临的未来挑战，是滨海新区开放性文化和母城传统文化的一种矛盾”，周立群开出的药方是依靠城市经济和企业的结构调整。比如天津工业的战略东移，就是要把城市工业整体迁移到东部的滨海新区。在迁移的过程中重新规划产业布局，把相似的产业聚集在一起。老城更多地负担文化教育的功能以及发展第三产业。同时，以滨海新区的文化渗透和扩散来带动老城基础环境和观念的改善。 
 
而在天保名门的薄辛格眼里，“海外的投资者不会说塘沽、泰达或者滨海新区，他们提到的就是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