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中国血汗工厂内幕

　　上周开始的时候，苹果公司还在为创纪录的季度利润而洋洋得意，然而到了上周结束的时候，该公司则经历了一场公共关系的“大退步”。

　　“恐怖工厂”

　　1月26日，《纽约时报》A1版头条以“In China，Human Costs Are Built Into an iPad”为题，披露了苹果在中国组装iPad和iPhone的工厂剥削工人的现象。这一采访了36位现任或前任苹果雇员及苹果供应商的深度调查报道，重新点燃了媒体对苹果“血汗工厂”的兴趣。

　　被称为美国2010年度最具影响力男性的斯图尔特(Jon Stewart)在喜剧中心电视台(Comedy Central)的脱口秀节目里，把苹果巨大的利润幕后的富士康工厂讥讽为“恐怖工厂”(Fear Factory)，这次公共关系事件对苹果造成的打击因而又被推高了一个层级。(编注：在截至去年12月的财季，苹果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都创下了新纪录。其中销售额大涨了73%，至463亿美元;利润则翻了一倍还多，至131亿美元。根据数据提供商Capital IQ的数据，这一业绩使得苹果的现金储备达到了976亿美元。)

　　苹果面临的问题在于，在幽默而令人震惊的新闻标题背后，有关中国大陆工厂的很多真相被揭露了出来，这足以令苹果的客户感到被冒犯，并最终对该公司的金字招牌造成损害。(编注：根据《纽约时报》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56%的受调查者认为苹果公司完美无缺;14%的人认为苹果公司最大的缺点是它的产品过于昂贵;只有2%的回应者提到了海外劳动力问题。)

　　出厂速度

　　堪忧的是，追究责任以及改进当前的状况远非易事。(编注：一些苹果的前任高管向《纽约时报》透露，违规情况屡屡发生的原因之一是，一旦苹果与核心供应商发生冲突，或影响到新产品出厂的速度，从而威胁苹果的竞争优势。据《纽约时报》披露，去年10月去世的乔布斯在2010年一次业内会议中曾谈及苹果与供应商的关系：“我认为苹果对于其供应链各个公司的工作条件的了解以及付出的努力，恐怕是业内做得最好的。”)

　　《纽约时报》的重磅报道出炉后，苹果的首席执行长库克随即给全体员工发出电邮，对有关供应商不安全工作条件的报道表达了极端愤慨，并承诺加强审计。(编注：在外界的一再要求下，本月初，苹果公司首次公布了全部主要供应商的名单。但苹果并未公布其间接供应商的名单。此外，在公布的供应商名单中，苹果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其工厂地点的信息。不仅如此，权益组织表示，他们曾试图检查苹果供应商的运营情况，但却被告知其将无法踏入大门一步，而这一禁令直接来自于苹果公司。)

　　姑且不论“愤慨”是否能打消外界的质疑，应该记住的是，苹果只是以富士康为组装供应商的众多国际公司当中的一个，其他公司还包括诺基亚、戴尔和微软等。

　　2010年，富士康工厂就曾发生过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当时媒体对此进行过广泛报道。富士康在中国的雇员人数逾100万。

　　自杀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不但给员工加薪，还开通了帮助热线，拉上了安全网，防止员工跳楼。富士康员工的底薪从每月1200元提高到了2000元。但这些显然未能阻止媒体继续“口诛笔伐”。

　　因为“体积庞大”的缘故，富士康每每吸引众多关注的目光。在富士康深圳厂区工作和生活的员工数量超过了30万，相当于一个小镇的人口。(编注：1月22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披露，2011年2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参与的硅谷杰出人物聚餐上，奥巴马向当时仍在世的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让苹果iPhone(参数 图片 样张 评测)、iPad在美国制造?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工作机会带回家?当时，乔布斯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这些工作不会回来。”《纽约时报》为此列举了一个细节：某次，就在iPhone上架销售前几周，苹果改进了制造设计，主要是涉及显示屏的设计，这使得此前准备的组装线要彻底重置。新的显示屏近半夜才被送到中国工厂。当夜，工厂领班立即叫醒了8000名工人，每人发了一杯茶和一包饼干。这些工人在半夜12点换班中，半小时即到位将新的显示屏装入机器。仅仅96小时，该工厂完成了日产10万台的iPhone量。)

　　中国式转型

　　尽管工人们住的很可能仍是局促的公共宿舍，但过去10年来，深圳已经转变成一个高楼林立、地铁发达、路上新车川流不息的城市。

　　在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的幕后，有大约1.2亿农民工在辛苦劳作，他们大多在条件艰苦的厂区里生活和工作。

　　农民工面临的苦闷前景是，由于数十年来存在的户口制度，他们不能像当地人一样享受住房、教育、医疗等居民福利，差不多成了二等公民。

　　中国的工业转型已经进行了20余年，在中国开始工业化进程之初，这样一种体系或许还能说得通，但眼下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在促使紧张关系升级。

　　户口制度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它使农民工家庭难以在新的地方安置下来。估计有5800万农民工子女成为留守儿童，由亲戚或福利院照顾。

　　围绕改革户口制度反复进行了讨论，但目前为止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不仅是企业从户口制度带来的顺从的廉价劳动力中获益，地方政府也得到了好处。任何改革都将意味着收入进行重新分配!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需要恢复经济的平衡，以便从投资向消费倾斜。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表现突出，而家庭消费率却处于前所未有的低点，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

　　看起来再明显不过的是，第一步将是解除对这些农民工的束缚，允许他们安居乐业。记者最近在走访广东惠州期间体会到了中国失衡经济的现实。在那里，工厂旁边就是不断扩张的尚无人居住的住宅楼。

　　对此类现象常见的回答是，中国缺乏推进户口改革所需的政治共识。

　　与此同时，苹果和其他跨国公司会辩称，它们只是在遵守当地的规定。

　　这或许可以理解，但这种局面还能维持多久，特别是如果它开始冒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苹果消费者的时候?

　　毕竟，如果消费者心甘情愿要求购买有机柴鸡蛋，那么距离他们要求购买由有基本尊严的工人所生产的智能手机或许也不太远了。

　　这一事件的发展还有待观察。这回不太可能是苹果或中国政府方面在这个棘手问题上的最终发言。

　　随着国际媒体把目光转移到中国条件恶劣的制造业，中国方面也势必将为此感到不安。

　　以下为《纽约时报》报道全文：

　　(《纽约时报》记者Charles Duhigg, David Barboza发自中国成都)2011年五月一个周五的夜晚，爆炸的冲击波穿透了A5大楼。火光四射，声音震天，扭曲的金属管像被丢弃的稻草一样四处散落。在食堂吃饭的工人们跑到空地上，眼见窗户震裂，滚滚黑烟正不断从里面冒出。爆炸事发地点是生产iPad一个抛光车间。在那里，工人们每天都要为iPad打磨成千上万的铝制外壳。

　　两人当场确认死亡，十数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到救护车上，有一位伤势特别明显：他的面部已经血肉模糊，被爆炸的冲击力和高温灼得不像样子。他的五官已无法辨认，原本鼻子和嘴巴的地方只能看到红黑一片。

　　远在老家的伤者父亲接到了电话。六个月以前，23岁的赖小东搬到距家乡绵阳市3小时车程的成都市上班。这里有着全世界规模最大、产率最高、设备最精密的制造体系。这个庞大的体系足以让苹果以及数百家科技公司的电子产品以他们能设想到的最快速度制造出来。赖小东成为了数百万支撑这个庞大体系运作的“人肉齿轮”中的一个。

　　“你是赖小东的父亲吗?你儿子出事了。赶紧来医院吧。”电话那头的人说。

　　在过去的十年里，苹果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资金最多、最成功的企业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对全球制造业的掌控。由于精于通过转移生产地点控制成本，苹果和其他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以及美国的各色产业，在创新工业中的发展速度堪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但是，根据《纽约时报》对工人、业内分析人士的采访，以及相关的公司文件，组装和制造iPhone, iPad等电子产品的工人却时常在艰苦、甚至致命的环境下工作。有些工人反映，由于长时间的站立工作，他们的腿部出现了水肿，以至于无法便捷行走;甚至有工人因为工业事故而丧命，或者因为接触有毒化学品而住院。

　　据工人权益组织及苹果公司自己发布的报告，雇佣童工制造苹果产品的情况确有存在。有的供应商非法排放有害废品，然后篡改数据修饰遮掩。两年前，在中国东部的一家苹果供应商工厂，137名工人因用有毒的正己烷擦拭清洁iPhone屏幕使神经系统受到损伤。去年，在七个月的时间里，两家制造iPad的工厂发生了类似的爆炸事件——包括在成都的那次——两次事故，共有四人遇难，77人受伤。有一家组织在爆炸发生前警告过苹果，成都厂区的工作环境很危险;但据该组织说，苹果并没有坚持加强该厂的安全措施。

　　“如果有人提前向苹果示警了，而它却无所作为，这种行为是应该受谴责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在一国不能接受的行为在另外一个地方行得通，这些公司才能占到便宜。”职业安全与健康全国建议委员会前主席尼克 阿什福德说。该组织直接向美国劳工部提供政策建议。

　　苹果并不是唯一一家供应链上生产环境恶劣的电子产品公司。戴尔、惠普、联想、索尼、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公司都被发现其生产车间内的工作环境严苛。而且，苹果的前任和现任高管都曾声明，近年来苹果在改善其海外工厂的工作条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譬如它启动了一项积极的审核计划，一旦发现供应商工厂出现问题，将及时令其整改。就在这个月初，苹果首次公布了它的主要供应商名单。而它的供应商责任进度年报，经常率先披露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苹果的高管也对消除童工、非自愿加班等问题相当投入。

　　但是很多重要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在苹果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中，对劳工问题，安全保护问题以及其它很多问题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但是，据苹果发布的报告，自2007年以来，至少有半数以上经苹果审核的供应商违反了起码一项准则规定，有的甚至还存在违反当地法律的行为。

　　“苹果基本上只在乎两件事，一是提高质量，二是降低成本。工人的福利好不好跟公司的利益没有什么关系。”李明启说。李以高层管理人员的身份，在苹果最重要的制造伙伴富士康工作了多年，直到爆炸发生前两个月。李曾经支援过成都新厂区的建设，就是5月份发生爆炸的那座工厂。

　　一些苹果的前任高管则透露，违规情况屡屡发生是因为苹果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矛盾：有的管理者确实希望改善工人工作环境;但是一旦与核心供应商发生冲突，或者影响到新产品出厂的速度，管理层的决心就立刻动摇了。现有的这个系统说不上完美，前高管们说，但如果进行实质性的大整改，必然会影响产品的创新进度，从而威胁苹果的竞争优势。

　　“如果一半的iPhone出现故障，你觉得苹果能在四年里都坐视不管吗?对于一些工厂中的劳工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不止四年了，但它们原来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体系对我们有好处。只要苹果说非改不可，供应商绝对第二天就能改过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苹果公司前管理人员说。本文很多受访对象也因为保密原则而要求不公开他们的姓名。

　　苹果在公开报告中声称，一旦发现供应商有违规现象，苹果将终止同供应商的合作。然而几位苹果的前任高管私下里曾承认，寻找新的供应商既耗时，又昂贵。富士康是少数几家拥有制造iPhone和iPad的劳动力和技术优势的供应商之一。哈佛学者西瑟·怀特认为，苹果公司“绝对不会离开富士康，也不会离开中国的。苹果公司的管理层并没有真正花时间深入到工厂里，看一看工厂到底是什么状况。短期之内，苹果或是富士康都不会在关键问题上让步，这是有很多原因的。”怀特曾经是国家科学院国际监察劳动准则代表委员会的成员。

　　《纽约时报》曾与苹果联系，并提供了本文的大部分内容的总结，但是苹果坚持了其一贯保密的作风，拒绝置评。本文的采访内容来源于36位现任或前任苹果雇员以及苹果供应商，其中有六位拥有苹果的供应商责任团队的一手消息。

　　去年10月去世的苹果前任首席执行官史蒂夫 乔布斯在2010年一次业内会议中曾谈及苹果与供应商的关系：“我认为苹果对于其供应链各个公司的工作条件的了解以及付出的努力，恐怕是业内做得最好的。”

　　“比方说，你去一家工厂，这可是一家工厂啊，但是，我的天，你还能看到他们有餐馆、电影院、医院和游泳池——对于一家工厂来说，(如果能有这些设施)，就是个很不错的工厂了。”

　　受访者(包括那些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雇员)承认确实有餐厅和医疗设备，但是否认这些工厂能称得上“不错”。

　　一位苹果公司前高管说：“我们确实在改善工作环境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如果那些拥有iPhone的人能亲眼看到他们的手机是从什么样的环境下生产出来的，大多数人肯定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