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商界必将是“圣徒”的天堂、“匪徒”的地狱。
圣徒企业家
蒙牛乳业最近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忧心食品安全的消费者自然又是一片骂声。但有些企业家却私下认为,问题不在蒙牛而在食品监管的体制。正因为监管不严,才有商家能够通过降低质量来获利;而一旦有商家走了这条捷径,其他的商家就不得不追随,否则就需要承受相对对手更高的成本,并最终被对手吃掉。
“匪徒”还是“圣徒”?
笔者一直秉持对于商业分析的“经济人假设”,反对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推演经济个体的道德和行为。市场就是如此,商家本是凡人。这就好比在一个竞走比赛里,裁判没看见时有选手跑了起来,接着跑起来的人越来越多,这时你跑不跑?恐怕你只有跑,因为跑的人多了,法不责众;如果你不跑,恐怕就只有掉队。
在本系列以前的文章里,笔者甚至提出过“让监管成为产业”的观点,坚决反对将完善产品品质的希望寄托于商家对于自我道德谱系的规范。
但是,企业家真的只能选择这一条“匪徒之路”吗?
这时我们察觉到另一个趋势。身边另一些企业家朋友开始狂热地推崇稻盛和夫。每每说起老先生凭借自己“敬天爱人”的哲学在京瓷、KDDI和日航创造的经营奇迹时,大家的佩服是由衷的。究其原因,企业家是为了求医问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经营是痛苦的,管理是无奈的。在我国国情下成长起来的相当一部分企业家依靠的是机遇、胆识和经验,他们不可能轻易重构自己的知识体系以面对复杂的环境,于是,迫切需要一种简单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武器。这样的背景下,稻盛和夫辉煌的经营史和更接近东方文化的观点无疑成为了一座灯塔。
然而,企业家会就此选择一条“圣徒之路”吗?
商业世界的囚徒困境
相信大多企业家宁愿选择成为“匪徒”。至少,“匪徒”不会被欺负,而当“圣徒”是有代价的。于是,商业道德更多时候是服从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更悲哀的是,为了服从这种法则,在中国另一种传统的“圈子文化”的浸淫下,大家只分敌我,不讲是非,道德谱系更是日渐崩塌。
另一部分企业家完全将“现实”和“道德”服务于自我,一面在现实中随波逐流,一面却立起道德的牌坊。当面临经营管理的困境时,一些人并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将失败归因于“员工太贪”,认为“人不好管”,呼唤道德的回归。殊不知,不愿与员工共赢,自己才是那个“最贪”的人。另一些人则求助于神灵,不断地烧香拜佛,期望自己运势长盛不衰。这无异于和神佛做交易,没有心灵的皈依,一切都是求得心理安慰的形式。
中国当下的商业环境中,很难存在一个“共荣”的利润空间,让大家会基于共同利益和道德约束携手前进,一致行动。例如市场对食品安全标准的严厉呼声却总是遭遇实际从业者的投机取巧。道理很简单,在没有行政外力和道德标准约束的前提下,投机取巧是企业的最优策略。也正因如此,企业家们走入了“囚徒困境”。
那么,现实商业世界真的容不下道德的理想国吗?稻盛和夫真的只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吗?
企业家精神是善良的智慧
事实上,每个人都走在由“俗人”向“圣徒”的演化中,都在寻求自我救赎,企业家亦是如此。企业家最需要的是构建一种独立的道德谱系。如果这种道德谱系是与世俗一同堕落,企业有可能生存,甚至有可能辉煌,但一定不会基业长青。因为在商业世界越来越分解、个体越来越多、交互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奉行这种标准是与所有的对手(包括合作者)博弈,总有比你狠的、比你精的。
反之,如果企业家的道德谱系能够引领社会价值取向,企业家构建的商业生态就会越来越稳固,越来越强大。道理很简单,只要与你发生联系的人知道你的道德约束,知道和你之间不是你死我亡的“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合作必然持续,且合作中的交易成本必然被降到最低。
因此,“信任”作为一种合作中典型的“非正式治理机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监管缺位的中国市场,其作用和意义也许更大。另外,遵循这种谱系的企业引领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产品自然能够直击消费者的诉求,又无疑增加了收益。例如,在乳品业卫生标准如此低下的背景中,为何不能有企业反其道而行之,生产出真正质优的产品呢?这种产品即使高价,也有市场!
企业家构建的道德谱系并非是口中的“之乎者也”或手上的一串佛珠,更不是庙里的一炷头香,合作者们始终在关注你的行为,并由此推断你的道德约束。稻盛和夫正是长期实践了他的哲学,人们才会尊他为“商佛”,才会乐于与他一起成就事业。所以,说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企业家的人品是有道理的。
熊彼特强调创新的“企业家才能”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动力,这一概念的精髓之处也许正是企业家的道德谱系。正是因为有一颗悲天悯人的慈悲之心,企业家才会俯下身段去观察、去创造,也才能够以德服人、凝聚人心。从本质上说,“企业家才能”也许更应该是一种善良的智慧。
新竞争的时代,网络化的市场构架会让商业越来越民主,也许,未来的商场将是圣徒的天堂,匪徒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