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贫富差距

贫富悬殊近年来成为热议话题，相关的议题充斥了竞选政纲、示威活动和经济发展议程。可是，倡议均富的人是否以全面的视野看待该问题？

 

美国总统奥巴马把“推动收入和财富更平均地分配＂列为其竞选连任的重要政纲之一。美国总统做出这样的承诺实属罕见，毕竟，与欧洲不同，美国政府一贯强调的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再分配。两地一个典型的对比是，假如一个美国穷人看见一个富人驾的豪华车，他会激励自己加倍努力工作，希望早日拥有这样的一辆车。反之，如果一个法国穷人看见一个富人驾的豪华车，他会由妒生恨，恨不得把车划上一刀，然后投赞成票给那个主张打击富人的政党。

 

贫富不均议题炒得纷纷扬扬，其中也有像巴菲特这样的拥护民主党的富人自曝富人税率太低，呼吁政府向富人增税。巴菲特声称，他缴交的税率比自己的秘书还低。不过，巴菲特的说法有一定的误导性，毕竟，一亿美元收入按15%税率缴税，实际缴税金额显然远高于五万美元收入按30%税率所缴付的税款。事实是，美国最顶层1%纳税人每年所缴交的税款总额占了全国总税收的20%至40%。如此看来，美国人的税务负担确实是非常不均匀，只是并非如巴菲特所说的那样不均。

 

痛恨贫富不均的人通常忽略了财富的激励机制和个人风险倾向的差异，同时，他们一般着眼于单一国家的贫富现象而非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待该问题。

 

假如玛丽比约翰拥有更多的财富，政府把玛丽多出来的财富分一些给约翰，让他们的财富均等，这是否就是人们理想中的公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玛丽和约翰如何获得财富的过程被忽略了。也许10年前，玛丽和约翰拥有同等的财富，但约翰选择做一名教师，他选择享受更多假期；同时，他选择进行低风险投资，购买回报率低的政府债券等等。与此同时，玛丽选择自己创业，她投入自己的所有积蓄，一周工作80个小时。如果当时政府便宣布10年后，国家的财富将平均分配，那类似玛丽的创业人士将微乎其微，人们只会走约翰那种平坦的人生道路。反过来，如果约翰选择了玛丽的那种道路，他也许会力不从心，现时的境遇可能比当年差。因此，要创建一个人人拥有同等财富的社会，势必会令社会财富变小。要避免打击人们的创富意愿而又可以做到财富均分的唯一方法是：某天早上，政府突然强制富人将财富平均分配给穷人。有这种激进思想的政治家毫无疑问将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虽然这在1917年的俄国和1949年的中国的确发生过，但不可能发生在民主国家。

 

有些人可能认为，某些富人拥有巨额财富靠的是运气，而不是能力。例如，玛丽继承了她父亲彼得、一名成功企业家的全部遗产，一夜致富。因此，有人可能会鼓吹增加遗产税：即当一个人死后，他的遗产归国家所有并重新分配给穷人。此外，为了防止有人逃避遗产税，政府应该对一个人生前能把多少财产转划给子女设定限制。殊不知，此举将导致家族企业日益走向消亡。就拿彼得的例子来说，如果增加遗产税，他可能选择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减少投资，创造较少的工作机会，享受更多的假期。而他的女儿玛丽，也不得不从事家族企业之外的工作。有的人可能会说，这对于玛丽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玛丽未必能成为像她父亲那样的成功企业家。不过，我研究家族企业的同事认为，家族企业拥有更长远的目标，代理人成本更低，因此比起出售给第三方，家族掌管的企业将为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

 

“占领华尔街运动”明确地抗议一个不公现象：即银行经理的巨额奖金，特别是那些受政府救助的银行的经理人。不过，指责这些个人未免有失客观，毕竟，拯救银行是政府的决定，不这么做整个国家的处境将更糟。政府本可以对这些银行经理的薪酬设下顶限，作为政府出资救助的一个条件，不过，他们没有这么做。政府用救援资金换得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和没有投票权的认股权证。不为银行经理的薪酬设下顶限原因之一是政府并不希望这些银行受薪酬制约，无法聘用到优秀的金融管理人才，毕竟，这最终将降低银行以及政府拥有的优先股和认沽权证的价值。

 

还有一些人认为，每个人能力不同，追求不同，成就不同等都无可厚非，但政府应该保证人民机会均等。这也许就是人们并不反感彩票带来的贫富不均的原因。彩票常常使某人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不费吹灰之力，靠的完全是运气。 不幸的是，世界上没有任何社会可以保证人人机会均等。每个人与生俱来有不同的潜能，有些比较聪明，有些社会能力较强，有些较健康，还有一些外表较佳。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其它条件不变，外表较佳的人一般更为富裕。除非政府出资安排国人做整容手术，让大家长相一样，否则，容貌美丑造成的财富差距将会持续。不过，政府可以保证的是每个人都拥有良好的“免费”教育，让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其潜能，尽管每个人的潜能不一。但话说回来，学校之间完全平等也是不可能的。学校有好坏之分，老师也有优劣之等。要就读于一流的学校，你可能需要搬迁到另一个城市甚至另一个国家，这涉及到高昂的代价，可不是人人负担得起的。

 

我反对执着于财富平等的最后一点理由是贫富的衡量标准（如基尼系数）通常只着眼于单一国家。政客们纠缠于这些只着眼于国内情况的贫富指标，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外国人没份向他们投票。全球化通常被认为是造成西方国家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因为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基本都外包给中国和印度等劳工成本较低的国家。但事实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化的带动下，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换句话说，虽然全球化可能加剧了在美国等国家服务业工人（他们的工作不能外包）与制造业工人的贫富差距；它却使美国和印度/中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减少。图1（我的同事安东尼奥.法塔斯提供）显示的是美国、智利、巴西、中国、韩国和印度从1900年至2008年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资料显示，上世纪中叶，美国和新兴市场之间的贫富差距达到最高水平。之后，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已日渐缩小。尤其是过去20年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差距已显著缩小。

 

因此，上个世纪，全球的贫富不均现象已大幅减小。特别是在上世纪末，随着中国、东欧和印度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实行自由经济以来，贫富差距日益缩小。结果是，这些国家的数亿人民摆脱了贫困。因此，为了减少全球的贫富差距，我们必须鼓励自由经济。请注意，全球贫富均衡其路漫漫：今天的美国年人均收入是47,000美元，而中国只有区区的70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