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十年·1997年4月

1997年4月，一位合资企业的外方经理被问及理想中的中方伙伴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时，半开玩笑地回答说：“从来不进公司办公室。”

他希望的可能不止如此，事实上，一些外商已经把小算盘拨得啪啪响，准备抛掉这根进入中国市场十几年来一直凭依的拐杖——中方伙伴。

而在此前不久，大多数的跨国公司还认为，至少在某些行业，建立合资公司是在中国做生意唯一可行的途径——只有中方伙伴才能在迷魂阵般的政府管理机构中自如穿行，而且，其主管机构和上级部门会适时给予合资企业各种“方便”与“照顾”。比如，阿尔卡特通过和垄断中国固定电话网络的邮电部合资成立上海阿尔卡特公司，顺利控制了中国交换设备一半以上的市场，从而把AT&T和西门子曾经遇到的种种烦恼抛到九霄云外。

但外商也发现，中方伙伴想去的方向和自己可能并不一致，绑在一起很多时候反而拖慢了自己前进的步伐。比如，外方愿意加大投入以冲破中国的地区保护主义，建立起全国性的销售网络，而中方伙伴则对分配利润急不可待，并不愿意将利润用于再投资以扩大市场份额。

而且，还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联合利华发现中方伙伴自有的洗涤剂品牌白猫和合资公司的奥妙使用了相似的配方，包装上也大同小异。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跨国公司抱怨中方伙伴和自己同床异梦，合资方式阻碍了更快增长速度的实现。

不过，合资公司里中外方摩擦的悄然增长只是促成分手的一小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们敏锐地发觉中国市场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哈佛商业评论》鼓吹外商们应当独立行走，指出中国只有为数很少的行业不允许外商独资进入，并举出这样的例子，选择独资路径的摩托罗拉已经成为在中国最成功的跨国公司之一。文章强调说，只要能够带来中国政府期待的出口、先进技术和就业机会，最终一定能被绿灯放行。

但是，多数跨国公司还是选择了更稳妥地两条腿走路：在另起炉灶的同时，它们增持合资公司股份以获得实质的控制权，同样，它们也不打算和中方伙伴翻脸，那位希望在合资公司里永远看不到中方的外方经理表示，不管怎么说，他也会为对方在办公室保留一个座位。

后续：2001年9月，中国恢复了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在经过五年过渡期后，2006年12月，中国要全部兑现入世时的开放承诺。除了在证券、寿险等极个别领域，在几乎所有的行业，外资以独资方式进入都不再存在壁垒。不过，这同样意味着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终结，在2007年两会审议的企业所得税草案中，中外企业所得税将统一为25%。

时光倒流二十年：成为精明的说客

45岁的美国人爱德华·弗利亚(Edward Furia)正在开掘一项新生意的潜力——游说美国国会通过有利于中美贸易的法案，并从促成的中美贸易项目中收取佣金。

到1987年4月，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看起来已经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一些美国人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在其中穿针引线。

弗利亚就是其中之一，他雇用华盛顿顶尖的说客，试图把有关增进中美贸易的条款塞进正在国会讨论的法案中去。

他的目标指向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带有强烈政治色彩：试图让美国国会把中国划入正在进行市场改革的国家，从而与苏联那样进行“经济控制”的国家区别开来。这种差别将使中国可以按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价格在美国市场出售货物。

因为在“政经”钢丝上小心游走，弗利亚们工作难度之高可想而知。

让美国国会议员们接受“另一个中国”无异于一次障碍重重的成人再教育，不少议员认为这将使美国企业面临新的不公平竞争。不过，这没能让弗利亚退却，他认为以下理由足以打动这些头脑僵硬的议员：除非中国有能力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在美国出售商品，否则中国将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硬通货进口美国商品，同时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不公平竞争的设想不会成立。

后续：事实证明，在美国政治经济制度所给定的框架下进行游说需要高度技巧。游说者必须对美国的制度、行政、立法各个机构的相关权限有深入的认识，用合法的途径追求自身权益，而照搬中国的某些“经验”则难免引发风波。在20年的时间里，弗利亚们的技巧不断提升，与此同时，说客这一团体的构成也随着中美两国交易的频繁而发生结构性变化。自从收购失败的中海油为忽视游说付出代价，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对此形成共识：如何在美国开展政府公关必须被做为一项正式课题加以研究。

时光倒流二十年： 香港“演习所”

此刻，尽管距离中国收回香港主权还有十年时间，但这个自由市场的典范已经在很多方面和大陆结成一体。

香港当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1987年3月底，中国大陆对香港工业领域的投资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总体投资高达60亿美元，稍逊于美国。

一些真实的景象远比统计数据更能体现中国影响力，在寸土寸金的中环，中银香港70层高的大楼正在动工，1988年建成后将成为香港届时最高的建筑。

驻扎香港的大陆企业已经从1979年的30家增加到此时的3000家，在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之后，增长的趋势更是大大加快。尽管大陆民众难以感知东方之珠遥远的光亮，但大陆的开放行动的确日益提速。

事实上，中央和地方政府更加有意识地把香港塑造成一个独特的“演习所”，以便学习陌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管理经验。美国银行中国区总裁Richard Wong 认为，在港中资企业“经营的方法最近两年变得老练得多。”

更重要是，这些数字和现象增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香港回归之后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的信心，他们承认，香港终将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会改变。

后续：1997年7月1日，分离了一百年的东方之珠回归中国。让全世界欣慰的是，尽管此前有各种疑虑，回归不久又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但香港依然“马照跑、舞照跳”。2002年1月 ，中国大陆与香港签署了双方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六项附件，于两年后生效。届时，相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司，香港公司在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时将获得更少的限制和更低关税。2006年，两地之间不断深入的“亲密关系”使香港IPO融资额全球排名提升——这一年，有32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其总市值已占香港市值总量的50％。

追溯：V3: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创造销售神话的V3即将成为摩托罗拉令人唏嘘的回忆——长达两年的热销一扫高尔文家族第三代CEO克利斯·高尔文突然辞别的阴影，为其笨重的身躯贴上“时尚，酷感”的标签（详见本刊2006月9号《MOTO也疯狂》）。

然而，摩托罗拉也犯下两个错误。首先，包括V3在内的高端手机价格下调夺回了市场份额，导致利润下降，同时，后续Razr系列未能达到预期，新品推出乏力。于是，CEO爱德华·詹德马上从首席推销员变成“剪刀手爱德华”，除了此前的裁员计划，管理层也开始进行大幅调整，包括任命新总裁和首席运营官。在手机部总裁纳德·嘉里克斯跳槽戴尔后，詹德要亲自改变手机的疲软现状。

而最大的问题是，詹德仿佛面临着两个完全冲突的任务：短期内，摩托罗拉只能依靠Razr解燃眉之急，但从长期来看，Razr所代表的商业模式很可能会成为摩托罗拉的真正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