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十年·1997年5月

时光倒流十年：国企改革进入快车道

1997年5月，吴敬琏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课题组提出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的研究报告让这位已经67岁的经济学家再次站在了理论和实践的前沿。

而在此前召开的十五大上，对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明确提出了“抓大放小”、“国退民进”，国企战略性重组及退出竞争性领域。

对国企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的评论让加速改革步伐的气氛更加浓烈，《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国企改革的文章用上了“可以、可以、也可以”的通栏标题。

同以往国企改革的思路有所区别，这次改革更多的强调利用资本市场，使用资产重组的办法来实现。国有企业纷纷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

后续：经历了“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整体效益水平在2000年以后有了明显的改善，2006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7%；上缴税金1.2万亿元，增长19.1%。国有企业“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的情况成为历史，但同时，国有资产的快速流失却成为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话题，2007年新通过的《物权法》强调，将加大对国有资产的保护，有效地预防国有资产流失。

而关于当年的风云人物，尽管年事已高，10年后的吴敬琏依然出现在捍卫市场经济原则和维护社会公平的一线,2007年由于在关于春运铁路是否应该涨价和城市拆迁费的问题上“不合时宜”的直言而再次成为话题人物。

1987年，现任飞利浦ceo柯慈雷还在公司电子元组件事业部任职时，第一次记住了南京这个名字。

让他对这个陌生城市留下印象的原因是，当年5月飞利浦签署了在南京投资2亿美元，建立合资企业华飞彩色显像管厂的协议。

按照合同，飞利浦将向南京人传授彩管这件当时顶级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工艺，并努力使合资厂达到年产160万台的生产能力。

这几乎属于中国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后，跨国公司在华最早留下的那些足迹。与此相应，被视为外资进入中国汽车行业真正标志的上海大众此时也刚刚越过图纸的阶段——1985年出厂的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率不过2.7%。

但飞利浦更愿意把它看成一段被中断历史的延续。在飞利浦的公司大事记上，进入中国的时间锁定在1920年，而且一旦有可能还要将时间提前——在兴致勃勃参观完故宫后，这家以照明设备蜚声世界的公司的高层指出，故宫收藏的电灯足以证明飞利浦与中国结缘早在晚清年间。

而事实上，作为跨国公司中的先行者，进入这个刚刚摆脱“全民中山装”的国家，飞利浦面对的更多是新奇的目光。如今把彩电卖到飞利浦老家欧洲的TCL总裁李东生就曾经被惊呆了，他发现在飞利浦荷兰埃因霍温总部的研发部门居然有一万多名员工，而自己那个还叫做生产技术部的小机构只有十来个人在那里敲敲打打。

后续：年过60的柯慈雷几年前被南京市政府授予“南京市荣誉市民”，在公开场合他表示“回到南京就是回到了家”，不过热情的言辞不足以掩饰飞利浦在中国遭遇的各种波折。除了对日资企业，中国人很少对一家欧洲企业表现出复杂的情感——一方面飞利浦在中国累计投资超过40亿美元，是投资额最高的跨国公司之一，另一方面，在欧盟针对中国彩电、节能灯的反倾销诉讼中，飞利浦又都是始作俑者，一度让它在中国的公众形象掉落到最低点。同样，以事业部为主体在各个行业分头出击的模式也让飞利浦在中国缺乏一个统一的战略和完整的形象。2003年，飞利浦在中国开始了统一之战，旗下数十个独资、合资公司在人事、财务和品牌形象上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一个飞利浦”。而从去年开始，在该公司全球转型的背景下，飞利浦中国进行了它20年以来的最大变革：从传统电子公司转变为一家以“医疗保健”和“时尚生活”为核心的解决方案提供者。

时光倒流二十年：叩响美国资本市场

1987年5月，中国银行在美国发行五年期、总额1.5亿美元的债券。

对由日本兴业银行纽约分行和美国、欧洲金融机构组成的承销团来说，这是巨大的考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概念就绝迹美国资本市场。

两个月前的一场诉讼让情况更加复杂——中国重新开放的事实被一些美国人看成是翻弄陈年旧账的机会，他们要求中国偿付晚清政府为修建湖广铁路而发行的债券。

而此次发行却必须全力一搏，1.5亿美元的数额虽不算大，但对改革开放初期急于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设备，又缺乏宝贵外汇的中国而言，却意味着和全球最大资本市场对接的可能。

实际上，此时中国已经不是国际债券市场完全的新手，1982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就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武士债，而两年后中国银行发行的200亿日元武士债同样获得成功。

随着中国进出全球资本市场日渐频密，国际上开始把以非日元的亚洲国家货币发行的外国债券叫做“龙债券”。

后续：中国1980年代对美国资本市场的有限尝试到1990年代后期变成了全面进入，而除了发行债券的间接融资外，直接融资成为更常见的方式。伴随着中国超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中国企业在美国一次次刷新了IPO融资金额的纪录，而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高科技网络企业开始登陆纳斯达克市场。

追溯：富豪的机会成本

感谢全球化，它为全世界的商人们带来了更低成本的文化流通、更丰富的商业机会，当然还有更巨额的财富。但它也裹挟着一些难以消化的问题：享受全球化下的财富，并不等同于被全球化的财富观所接纳。在“士农工商”排序一向根深蒂固的亚洲，个人财富不仅意味着华服美食，更暗示着拥有财富的个人，其性格与言行需要面对舆论的极大约束。

4月3日突然辞世的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生前就纠缠于此类问题：她被誉为“财富五倍于英女皇的女人”，却只能在亚洲文化下接受来自家族、道德与处事风格的责难与质询。与其说她是“亚洲最富有的女人”，不如说她是亚洲最富争议的女性：从其42亿美元资产的由来与归属，到她羊角辫、超短裙的个性装束，所有的问题都成为了是非判断题。

2003年10月，本刊曾于香港专访龚如心。访问过程中并不难感受到，以性格独特著称的龚，并非为个性而个性：她坦陈自己早年“成绩一塌糊涂”，后来也对经商本身缺乏兴趣，只是努力扮演好其夫婿的助手。甚至当时，她依然热衷垃圾食品，且觉得高档品牌服装“贵得要死”——其言行举止，与多数年近古稀的同龄人几无区别，但因其疏于与外界交道，坊间对其评价，就极度简单化为财富数字与特殊打扮。

在亚洲，真的不可能尊重有个性的富豪吗？目前看来，依然很难：有着“日本比尔·盖茨”之名的活力门创始人堀江贵文，或者中国内地的周正毅都在争议声中落马。即使那些厌倦了舆论而将自己尽可能隐藏起来的富豪们，如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言论上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