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十年·1997年9月（上）

时光倒流二十年：香港的制造后院

1987年，深圳再也不是八年前那个滨海渔村，长满野草的荒滩和农家菜地被新建的厂房取代。对香港来说，如果从前深圳只是另外一种社会生活景观的缩影，那么如今已成为这个亚洲自由市场典型的制造后院。

按照香港恒生银行的统计，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承接了香港大部分分包业务，8300家当地工厂与香港公司签署了6万项分包合同，为此雇佣了超过100万内地工人，预计香港90%的制造业将转移到内地。许多经济学家预言包含香港和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将按“前店后厂”的模式重新分工——香港履行管理功能，云集公司总部、财务中心并负责转口，而产品制造则由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工厂完成。

对香港商人来说，此举的现实意义是明显节省成本，香港人口增长减缓的同时，国际市场对香港服装、玩具和电视机的需求却在激增，失业率已经降至1.8%的历史低点。相比之下，内地工人的工资不到香港人均工资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正是那些从四周农村涌来的打工者促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分工革命。他们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包括周末，平均每月只休息一次，而薪水不超过每小时30美分。但致富心切的新一代产业工人甚至将更多加班机会视为工厂的优势。

不过，按照香港的标准，内地工人并不尽如人意：他们乐于加班，却习惯在生产线上闲聊，同时也无法理解袖子长短的微小差异就无法通过质检。情况是逐渐好转的，强调效率的管理方法得到推广，计件工资开始取代计时工资，在运转良好的工厂，内地工人的生产效率已经能达到香港工人的80%。

总体而言，港商的分包模式相较欧美投资者大获成功：一般不拥有内地工厂的股权，却能派人监督生产，这避免了投资风险；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并非开拓中的内地市场，避免了营销风险；直接由香港出口，省去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大麻烦，规避了汇兑风险。

然而，大多数港商并没有注意到业务蒸蒸日上的背后，一种新的现象正悄然出现，内地代工者开始暗自增加自己的主动权，想法绕开过去的合作伙伴，逐步增加自主设计，并试图和西方买家直接接洽——即便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也认为内地厂商独立行走至少要5～10年的时间，而在这期间“他们还必须依靠香港”。

后续:凭借向内地转移制造业，香港在1990年代完成了产业升级，彻底实现了向金融中心、服务贸易中心和转口中心的角色转换。不过，经济中虚拟成分的增大也带来了隐忧，迅速膨胀的楼市和股市泡沫终于在1997年被戳破。而珠三角独立行走的最初尝试终于演变成中国制造的潮流。2004年,CEPA协议的实施意味着香港和内地经贸关系的再次修订，以及内地更密切的经贸往来成为香港摆脱经济低潮，重振亚洲经贸中心地位的主要因素。

时光倒流十年：安联的冒险

如果把严谨沉稳视为德国人的民族个性，那么1997年9月德国安联在中国成立合资寿险公司就是一次体现了冒险精神的例外。

不仅因为从保险意识、保险营销手段来看，中国的保险市场与成熟市场的标准相去甚远，同时，作为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一部分，保险业的藩篱也一时难以撤除。安联合资公司申请获批，经过了一年艰苦的谈判。

但安联还是选择做一个先行者，它将成为第二家在中国市场拿到经营牌照的外资保险公司，在位于上海的合资公司中，安联拥有51%的股份。

支持安联做如此冒险的，依然是中国市场深不可测的潜力。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外资保险巨头都以类似心态在中国安营扎寨，1992年友邦作为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而随着1995年保险对外开放的试点城市从上海扩大到广州，进入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迅速增加，外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和中外合资保险公司都超过了两位数。不过，当时的西方人预计，中国保险市场的培育进程将是缓慢而艰难的。

后续：和预计相反，保险业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最快、最全面的领域。2004年，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地域限制已全部取消，而除了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0%的限制外，保险行业几乎全面开放，2007年1-6月，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162.75亿元，市场的份额为4.38%，其中外资寿险公司保费收入149.98亿元，昔日保险巨头们的“冒险”如今得到了回报。

追溯：走出梦魇的双龙

去年此时，业内率先进行海外收购的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正经历空前挑战，其控股的韩国双龙汽车不仅经营亏损，管理层动荡，还遇到了世界上最强硬的工人（详见《环球企业家》2006年第10期《相生双龙》），上汽调动各方力量、刚柔并济才将罢工等事件平息。

现在，中韩双方的持续努力开始让双龙走出梦魇。2007年上半年，双龙汽车以155亿韩元的净利润扭亏为盈，这是上汽集团自2004年入主双龙后，该企业首次实现半年报盈利。低成本计划的推行，以及2007年“无罢工”年的客观环境，推高了双龙的销量和毛利率。现在，上汽正在建立中、韩、英三地联动的研发体系，以扩大双龙的实力。尽管如此，在处理与工会的关系及改善经营能力方面，上汽未来的挑战仍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