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艰难过渡中，关键一笔就是放松对那些天生具有企业家精神、愿意承担风险的人的管制与约束。
托马斯·弗里德曼：中国的环境问题代价
尽管见过中国众多的能源、环境、环保汽车等领域的专家，我心中却愈加疑惑：红色中国在走向绿色的过程中，能否不经过“橙色革命”（一系列的自发民众抗议）？
换言之，如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基础上，完成能源、环境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对中国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从严重污染的社会过渡到洁净的社会，难度甚大。
在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艰难过渡中，关键一笔就是放松对那些天生具有企业家精神、愿意承担风险的人的管制与约束。这就好比打开锅炉盖、放出蒸汽，其结果是能量得到充分释放。
一个更高的命题是，打开盖子容易，有效控制蒸汽却不那么简单，而这也正是治理污染的难度所在。污染问题的解决，首先有赖于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惟有如此，法庭才能有效约束国有工厂和发电厂。其次要有能够自由报道国有企业污染而不受干预的监督者——媒体。对公民来说，透明的法律与管制政策也是必要的，这是支撑他们知情权和与强大污染势力作斗争的重要保障。
我能感觉到，中国领导人正在积极推进这些事。稳定的GDP增长，对社会和谐与执政党的合法性都很重要。越来越多的官员表示，他们更愿意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之中。毕竟，令人窒息的空气，严重污染的河流、景观、冰山连累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在北京的一个明显感觉是：办公室总是有点热。原来，中国国务院要求所有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公共建筑的空调温度都不得低于26度。有资料表明，空调消耗的能源大约占了北京总能耗的三分之一。
这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政令，听起来很有威慑力。但据上海日报报道，该市半数以上的公共建筑没有遵守这项指令，即将空调温度调到26度以上。看来，执行情况令人堪忧。
中国领导曾在2005年提出：要在2010年之前，将单位GDP的能耗降低20%，同时将空气质量改善10%。
我曾透过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的大型落地窗户，看见CCTV新钢筋大楼在灰色雾霾中若隐若现。而这座直耸云霄、面积超过六百万平方英尺的摩天大楼，只是北京正在兴建的新中央商务区300座写字楼中的一员。
现在，每当我在北京堵车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些林立在道路两侧的写字楼——哪些最大，哪些最耗能，哪些最漂亮。这些建筑如果放在华盛顿，肯定会成为游客瞩目的焦点。但在北京，只能迷失钢筋水泥的森林之中。
注：《环球企业家》 周玲玲译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