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地震重新反思中国的公共建筑文化

2008年，5月12日，14:28分，四川汶川。

大地波动，中国为之改变。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面对这场30年来中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政府在紧急救援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效、透明、开放、民本的作风以及坚强的领导力，不但实现了成功的危机管理，更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就连平素对中国问题最为挑剔的西方媒体，也纷纷予以好评。

不过，现实也提醒我们，一个国家要想把这种支持换为更为深远和持久的正向循环推动，政府必须要保持其危机管理姿态的一致性。美国的小布什政府因在“9.11”事件中体现出坚强领导力而登上支持率的顶峰，却也因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中的迟钝反应大失民意，至今都没有恢复。在当今全球化突飞猛进的开放信息社会，像中国这样一个频受灾害所扰的国家，只有始终坚持一种开放的姿态，才能赢得更大的民众信任和国际信誉——面对重大灾难，人类本不应有界限。

当救援的神圣感让位于更紧迫、更为繁杂琐碎的重建工作，我们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让500万人口重新拥有家园。这个重建规模要远大于全球过去10年间任何一场大灾难所要承受的。

我们固然在重建方面需要一个让世人惊叹的“中国速度”——这是抚慰幸存者的最有效手段，因为逝去的家园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都是惟一财产。

但这个速度必须以科学规划为前提的。在充分考虑实际地质条件的同时，也需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与救援时的充分动员相较，重建的复杂性使得其在过程中更需要发挥社会各界的专业智慧，也更需要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它事关海内外如此深厚的爱心。

最重要的，政府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建筑和工程质量的监督力度。鉴于地震中最心痛的事实莫过于如此多的校舍坍塌夺走众多幼小的生命，整个社会都应藉此彻底反思我们的公共建筑文化——尤其是学校和医院等相对弱势的群体所使用的公共建筑。

长期以来，随着住房改革的深入和私有财产的强化，中国面向私人使用的建筑质量和水平已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公共建筑文化则仍留着很深的“能用就行”的集体主义时代痕迹。为让悲剧不再重演，政府应该对公共建筑实施更高的建筑质量标准，尽管这样可能会导致有关方更大的寻租空间。同时，我们也须跳出经常“破坏性建设”的建筑文化思维，让公共建筑不依附主管者和开发者的一时之品味，真正反映一个城镇的精神与灵魂，成为城镇文化的一种永不过时的“公共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