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艺豪专栏：衰退忧虑中的机会

产业集中度差是中国的一个主要而且特有的问题。日本、韩国和台湾在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时，产业整合度并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分散程度。甚至在印度这个在很多方面与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集中度也要远远高于中国。中国有超过50家活跃的汽车制造商、400家钢铁公司、5000家水泥工厂以及15000家化工厂。这些行业要实现理想的效率，则需要将企业数量减少80%-90%。

产业分散是由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80-90年代的经济改革造成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并没有完全效仿苏联建立每个行动皆由政府控制的超大规模的企业，毛泽东鼓励的是在每个地方、不同产业都要实现自给自足。虽然中央政府部门曾经比较宽松地调整过产业政策，实际的运作仍是由地方政府控制。

在改革时期，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使地方官员能够在他们的权限范围内鼓励盈利行为。这对于强制官员和企业跳出计划经济状态，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将重点转移到创造利润、就业以及税收来说是个绝好的方法。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已经给各地方和各行业留下很多企业，当地官员和企业家无需从零开始而仅仅需要重组现存的生产设备。

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在经济增长以及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也有一些不那么让人高兴的结果，与地方官员自身政绩紧密相关的不是更广泛意义的当地经济发展情况，而是地方企业的业绩。依靠廉价的土地供应、低成本的基础设施、特殊的税收政策，以及其他优惠措施，使得即便在经济上并不可行，当地的企业也能够维持。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担心失去威信、权利或者税收收入，地方企业很难被其他省市的大型企业合并。

结果就是行业中最大的和最高效率的企业并不能从他们的高效率中得到好处。在一个有着完整机能的市场经济中，这些企业应该能将强大的对手兼并，将弱小的对手淘汰出局，从而增加规模经济，提高边际利润，并且得到更多现金投入到研发或者品牌建设当中。正是由于强有力的国内市场形势，使得日本和韩国那些有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能够在长期的国际化策略中得到进步。

在中国，由于其利润不断地被与成千上万小规模竞争者打价格战而销蚀殆尽，大型企业本应该但却无法大量投入研发、品牌建设或者环境保护、提高能效等。产业整合将使这些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 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不断壮大。

中央政府——特别是发改委，长期关注这一问题，并且提出产业整合政策，但是大多数政策都没能实现其目标。原因就是对计划经济时代的误解，即中央政府能够直接控制地方发生的任何事。事实上，聪明的地方企业家以及他们的地方政府支持者永远能找到一个绕过中央政府严格管制的方法，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轿车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发改委颁布过一个国家机动车产业政策，认为中国只应该有三个主要汽车制造商：长春一汽、武汉东风以及上海汽车。

但是随着汽车市场在过去五年间的发展，围绕着三大汽车制造商的产业整合未能实现。北京及广州市政府置“三大”政策于不顾，分别与外国汽车制造商建立了新的合资企业。国内小型汽车制造商也开始涌现，以迎合新城市中产阶层对于低价汽车的广大需求：安徽奇瑞、浙江吉利,以及广东比亚迪便是如此。

（作者为北京经济咨询公司龙洲经讯执行董事）